桐城文章的“别样风景”

      桐城古文传衍至晚清，颇有些“强弩之末”的景象。不仅领军人物才力不逮三祖，难以威仪天下，而且后继乏人，文脉殆息。吴汝纶曾自言：“文非吾之至者”①，“拙作古文，千万不可付刻。古文最难成。我所作甚少，皆凡下无卓立者”②。作为桐城派的“最后宗师”，居然对自己的古文“深自愧恨”，缺乏起码的自信。不仅如此，他对门下弟子的古文创作也颇不中意，曾云：“马通白近寄其母行状，乃不惬人意。吾县文脉，于今殆息矣。”③当然，桐城之“高古深远长”非朝夕就能覆亡。尽管“纯粹”的古文创作“不惬人意”，但由“桐城家法”训练而成的桐城文人，其眼光、学识和文化情怀仍然令人称道，其中的佼佼者由桐城文章“旁逸斜出”，在文化教育领域的诸多建树，仍然名动京师，称誉天下。其中最为时人所推重和景从的，是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桐城文人以桐城文章翻译西学，绍介新知，别开生面，为桐城古文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桐城文章作为新学的文化载体，也由此展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时代魅力。但是，“暴得大名”的严复、林纾，连同桐城文章，却好景不长，失落于五四新文化大潮，被无情遗弃；“光焰”了二百年的桐城派也由此以“桐城谬种”恶谥黯然而熸。前因后果，意味深长。本文试图就此钩稽史料，展开论述，以严、林为中心，解读桐城文章与翻译的“别样风景”。

      一 从几则“告白”谈起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译述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甫经脱手，就被慧眼识珠的友朋刻印成书。翻阅1898、1899两年的晚清报刊，便可发现多则《巴黎茶花女遗事》和《天演论》的发售“告白”。读来饶有意味，不妨择其最早、最有意味者转录如下：

      （一）《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1899年4月24日）头版刊载《巴黎茶花女遗事》、《新译包探案》、《长生术》三种合印发售“告白”：

      《巴黎茶花女》小说，情节变幻，意绪凄恻。前经福建某君译出付刊，现本馆特向译书之人用巨资购得，另用铅字排印，发各省销售，并附《新译包探案》、《长生术》二种，不日出书。如有喜阅者，请至本馆及各书坊购取可也。昌言报馆白。

      1897年夏，林纾笔述成《巴黎茶花女遗事》④，1899年2月以“畏庐藏版”在福州正式印行，不到三个月，在上海的昌言报馆即发布重印广告。其传播速度之快，即在今天亦可称道。大概是觉得上述“告白”未能尽述译作风采，于是，四月二十四日（6月2日），该馆再于《中外日报》头版广而告之：

      此书为西国著名小说家所撰，书中叙茶花女遗事历历如绘，其文法之妙、情节之奇，尤出人意表。加以译笔甚佳，阅之非独豁人心目，且于西国俗尚亦可略见一斑，洵为小说中当行之品，非寻常小说所可同日语也。……昌言报馆代白。

      汪康年主办的《昌言报》乃维新派舆论阵地，对《巴黎茶花女遗事》如此快捷地印售、宣传，显然是看重了其“旁采泰西”的巨大文化启蒙价值；而拈出“叙事”、“文法”、“情节”、“译笔”、“西国俗尚”加以褒扬，更凸现了维新派人士新旧兼容的文学好尚和敏锐闳通的文化眼光，灵犀一点，惺惺相惜，耐人寻味。⑤

      （二）《苏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1898年12月20日）头版刊载《天演论》“告白”：

      是书上十八篇，下十七篇。英国名士赫胥黎所撰，格致之精义也。侯官严复所译，文章雄伯也。深言之，为西学之通径，时务之要书；浅言之，亦为场屋之秘本。侯官友人嗜奇精舍集资石印，以广流传。纸墨精良，款式雅驯，洵有目共赏。每部收回工料实洋四角，趸买八折。寄苏报馆账房及四马路中市古香阁书坊、老巡捕房对南广学会、惠福里游戏报馆、棋盘街南首天禄书局六先书局、三马路申报馆间壁格致书室分售，所印无多，先睹为快者请速移玉各处向购可也。此白。

      这则“告白”中包容的丰富信息。应该说明的是，文化传播界对译述著作的推崇并非一视同仁。笔者在翻阅这几年的晚清报刊过程中发现，类似的翻译“告白”虽不时出现，但文辞显然没有像对《天演论》和《巴黎茶花女遗事》那样推崇备至。例如，同样是译述斯宾塞尔的文章，《昌言报》在为“湘乡曾广铨译、余杭章炳麟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作“本馆告白”时是这样表述的：“斯宾塞尔为英之名儒，生平著述甚多。专讨求万事万物之根源，每假格致之说，显微妙之理，实为考究新学者不可不读之书，早为欧洲人士所推重。前天津《国闻汇编》译其《劝学篇》，读者莫不心餍意惬。惜未及译全。兹本馆觅得其全集，特按期译登报端，以饷同志。其文新理络绎，妙义环生，当亦诸君所深许也。”⑥且不说为章、曾译述“广而告之”还要拉严复译述“助威”，仅以其一句赞语，也无法和前述之严、林译述“告白”之遣辞措语相提并论。看来，时人推崇严、林译述，不仅仅在于其“新学”的内容，“译笔甚佳”、“文章雄伯”更是其广为传诵的重要原因。因此，严复、林纾借以翻译的“桐城文章”值得深究。

      二 游走边际的古文

      关于严复、林纾的翻译文体，陈子展认为，“他们（严复、林纾）运用古文翻译西洋近世思想的书或近世文学的书，他们替古文延长了二三十年的运命。”⑦将其视为古文，这其实是晚清民初学界的普遍认同，检索史料，触目皆是，毋庸赘言。而溯波讨源，所谓“古文”，发乎唐代韩柳古文运动。其形式，系与典俪偶韵的骈文相对而言，以先秦两汉之奇句散行文体为宗，气盛言宜，明白晓畅。苏轼所言“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精炼地概括了韩柳“古文”的文道功用。文以载道，“古文”的文统、道统，经唐宋八家、明代归有光和清代桐城派的倡扬，规模千年，成为“文章”之“正统”。而“桐城三祖”，又以“义法”将“古文”再次“雅洁”；孔孟程朱，伦理纲常，体清气洁，法度谨严，成为桐城古文的风貌特征；天下翕然号为正宗，笼罩百年。由于“古文”善于操练“有节制的表演”，在科举制度下，便与“时文”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古文为时文”是桐城古文的拿手好戏，它“很好地接通了‘古文’与‘时文’，它所讲究的‘义法’，有审美意义，但更有实用价值”。⑧因此，对以士大夫为主体的知识文化群体来说，古文，主要是桐城古文，成为其必备的训练项目和写作技能。晚清朝廷近臣恽毓鼎对此深有体会，他在日记中写道：“古文义法当师桐城派”，“古文断不可不学，凡论事叙事，识见虽好，必须文笔足以达之，方能通达简明。试观古今有名大人物，无不通文笔者，其为用甚大。若骈体一道，以言情怡性，未始无趣，以言有用则未也”。他对自己“因草封奏，遇事理难显之处，竟不能曲折畅达，或格格不吐，或冗沓失裁”，归之于“平日未能专治古文”，而深感愧恨。⑨正是这种带有“普及化”的古文训练和“古文意识”，使古文成了文言的化身。日记、尺牍、公牍、笔记，乃至于便函等一切无韵之文的写作，常常以古文为皈依。而这种“古文意识”笼罩文言写作的结果，必然导致古文的边际游走，即古文自身自觉与不自觉地扩容与宽泛，旁逸斜出，穿插甚至包容其他文体，其自身的边界也由此日益模糊。因此，虽然受过西方文化的系统训练，但感同身受于这种“杂文学”景象的胡适脱口而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⑩自然合乎情理。同样，国学功底深厚的鲁迅、周作人、陈独秀、钱玄同等众多晚清民初学者相同或类似的表达，也同样是这种“杂文学”观的自然流露。(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