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社会经济形态，构成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深层基础与内在动因。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①很显然，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我国古老封建社会形态的裂变与转型，其实正孕育与昭示着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萌生与发育。这是一条毋庸置疑的文学进化规律。 那么，到底是哪股文学潮流或者哪部文学作品在这文学巨变途中，承载起了筚路蓝缕、继往开来的使命？竖起了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标志的界尺？在反复的比照与论证中，我们发现出版于1894年的韩邦庆（花也怜侬）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应该正是人们长期搜寻的楚河汉界。 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当一场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蜕变与转化的历史大潮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蔓延开来时，作为精神生产的文学艺术必然会反映出这股激流的风生水起与潮涨潮落，记录下这场狂澜巨涛的点点印痕。而《海上花列传》，正是给读者提供了最早的形象展示中国古老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变的历史画面。 在1843年正式开埠以前，上海还只是一个普通的海滨县城，其规模远不及北京、广州、苏州、杭州等古都名城，然而，在西方列强争先恐后地对中国经济掠夺与剥削的历史背景下，它襟江带海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迅速以超常的速度膨胀起来，一跃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在1901年《申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如此写道：“夫论中国商贾云集之地，货物星聚之区，二十余省当以沪上为首屈一指，无论长江上下、南北两洋，以及内地市镇，皆视沪市如高屋之建瓴，东西各邦运物来华亦无不以上海为枢纽。”②在开埠以后短短几十年间，上海已成为车水马龙、万商云集的中华第一都会。 从普通的海滨县城到中华第一都会，在这其间正是“上海梦”的诞生与形成过程。从祖国的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甚至还有来自世界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外国侨民，携妻挈子，趋之若鹜，共同汇聚到这东海之滨、黄浦江畔的春申江头。其中既有腰缠万贯、追本逐利的富商豪绅，也有迫于生计辗转谋生的下层民众。在这时，上海给“淘金者”们展示的已全然不是我国漫长封建社会中惯常的手工业作坊，以及作为农业经济附属地位的商品交换。火柴厂、缫丝厂、纱厂、机器面粉厂、卷烟厂、肥皂厂、毛纺厂、造船厂等等现代工业形式，以及洋行、保险、商行等等新型的贸易场所，都极其强烈地彰显出上海已经从中国传统的中世纪的经济模式中凤凰涅槃、蜕化而出。其历史巨变，根本不同于一般的朝代更迭与时序变迁，而是类似于英国圈地运动时期的工业革命，以及如杰克·伦敦所描写的一百多年前的美国西部开发浪潮。 《海上花列传》的文学价值在于，它留下了大上海开发早期难得的生活画面与文学图景。在小说开头，当刚从乡下出来打算到上海找点生意做做的农村青年赵朴斋，冒冒失失撞上早晨刚刚醒来的花也怜侬的地点，乃是上海地面，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当时便有青布号衣的中国巡捕过来查询。租界、巡捕和外乡农民，这几个独特的意象；俨然表明了上海的森严和另类。 最为另类的是作品中不同于传统小说的人物关系设置与安排。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与相当静止、保守的古老宗法社会相适应，人物关系大都被固定在家庭、种族与部落之上，显示出特定的人身依附关系与出身背景。在《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作品中关于王冕、范进、严贡生、贾宝玉、林黛玉、贾雨村等等人物形象，人们大致总能梳理出他们的氏族血统与社会往来谱系，了解到其固有的家庭角色与社会地位；而作者也生恐遗漏对人物身世、教育与社会往来的叙述描写与补充交代。唯其如此，人们才能把握住人物性格形成的轨迹，也才能建构起相对广泛而复杂的人物活动网络。而在《海上花列传》中，这一切都被弃之不理，或者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翻开小说，你感到的是一幅幅乱哄哄、无头无绪的人物画卷。不仅聚秀堂的陆秀宝、尚仁里的卫霞仙、西荟芳的沈小红、公阳里的周双珠、庄云里的马桂生、同安里的金巧珍、兆贵里的孙素兰、清和坊的袁三宝、祥春里的张蕙贞、东合兴里的姚文君……这些海上妓女，你不甚了解她们的出身背景、籍贯和部族，就是常常光顾妓院、堂子的嫖客们，例如吕宋票店的陈小云、永昌参店的洪善卿、兆信典铺的翟掌柜、风流广大教主齐韵叟、江苏候补知县罗子富、苏州名贵公子葛仲英、杭州巨富黎篆鸿、似乎是洋行买办的王莲生、杨柳堂、吕杰臣等等，作者也似乎无意交代他们的详细身份与过往经历。只是在四马路、山家园、静安寺、老旗昌、鼎丰里等活动场所，人们可以看到他们飘浮的身影与匆匆而过的一辆辆东洋车。这是一座无根的城市。这是一座夹杂着各种口音、混杂着各色人等的移民城市。它不同于《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那个南宋都城临安，也不同于《金瓶梅》中西门庆活动的那个清和县。这是一个真正现代的工商都会。《海上花列传》给人们记录下了这座东方大都会最初崛起时的移民景象，以及它所拥有的工商性质。 文学描写内容的转变还表现在小说中大量出现的新兴器物层面。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那样，当一个转型了的时代在它的文学作品中必然会反映出那个时代所新出现的特定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这种描写，既是社会转型时的特定产物，也是区别于传统文学的重要特征。在《海上花列传》中，从照明用具、自来水、通讯工具、交通运输工具，到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品，都时时处处显示出西方近代物质文明的影响，流露出与农耕文明与乡村市镇的巨大分野。且不说洋灯、洋镜台、煤气灯这些中国传统中从未有过的新兴器物堂而皇之地装点着妓院、堂馆的门面，就是在黎篆鸿的老相识屠明珠的厢房内，“十六色外洋所产水果、干果、糖食暨牛奶点心，装着高脚玻璃盆子，排列桌上”，“桌前一溜儿摆八只外国藤椅”，都透露出浓浓的西洋情调与韵味。至于被时人称为东洋车的从外国传入的马车与人力车、被叹为鬼斧神工的现代通讯工具电报，乃至赵朴斋帮助他妹妹赵二宝去南京寻找那位寡情薄义的史三公子所乘坐的长江轮船，都真切地记录下上海这座新兴大都会的工业性质与现代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