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世界上并没有纯酒一样，世界上也没有所谓的纯文学，尽管我们一直渴望在文本中提纯文学性，但这种努力似乎并不能激活文学疲乏的神经中枢。相反，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文学作为消费品的一面日益凸显，欲望和金钱主宰着叙事想象。幽暗的灯光替代了热烈的日光，艰辛的生产退出了叙事的地平线，乡村淡化在远山之外。叙事在迷离、迷惑与迷惘中次第开放，我们迷失在物质的盛宴中。孤独这位不速之客领我们深入文学现场，寻找内心深处的春天，我们渴望看到希望仍在前方迎接我们。 一 春天的希望、幸福和温暖 2008年文坛最大的事件莫过于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关于茅奖这个官方最高长篇小说奖在网络上引起的讨论已经足够多了，在此我并不想赘言。我只是对迟子建出现在这一届的名单中表示欣喜，她已经多次出现在鲁奖中。在我看来，奖项不过是催化剂，增进其作品的传播，而她的名字却为这些奖项增添了声誉。迟子建浩瀚的想象力和细密的演绎故事的能力在当代作家中都是首屈一指的，更为难得的是她对美好温暖的信念，她通过独特的叙事方式把纯真善良这种恒久的价值和美的感受传递给这个日渐贫乏日渐迷茫的世界。她一直在努力丰盈我们的内心，为我们流离的肉身寻求荫护。在中国，真正的女性书写是在20世纪文学史中才占据一席之地的，而综观她们的创作和生活，似乎印证了一个事实——深沉的叙述世界与静好的日常生活不可兼得，她们必须从切身的经验和矛盾出发并在一己之痛中提取力量。丁玲、萧红到张爱玲这些今天仍然拥有很多粉丝的女作家的身世都在无声地诉说这个事实。“新时期”后，诸多女性作家仍然是从个体创伤中获得写作的资源和冒险的勇气。具体到迟子建，她的写作大概可以《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为界，后期的气象明显阔大起来。她在经历了个人的创痛之后反而将这种痛咀嚼消化沉潜了，变成了糖变成了营养。她那痛苦曲折的叙事血液中融入了温暖，这种温暖是真实可触的，就像春天嫩芽携带着希望。 中篇《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中国作家》2008年8期）撷取的只是小客店里的腊八夜，却展示了诸多苦难然而善良的人生命运：神一般的云娘和通神性的嘎乌，贫困得走投无路的小偷刘志和他那早当家的儿子豆瓣，在布基兰小站做指挥工作的老齐和派出所的老刘，浪漫的顺吉和豪放的丈夫刘泉，还有去给儿子完成阴婚的一对老夫妇。他们都有一颗美丽的心，现实并没有给他们相应的配额，但卑微和无奈都没有磨蚀他们身体深处的春天。那开着鲜花的春天仍然在召唤着这群神性闪烁的人们。那些素朴的感情和价值观，那些仿若隔世的神话仿佛复活了。“云娘的神偶口袋能盛春风，盛月亮光，盛百合花的香气，盛鸟儿的叫声，盛炊烟。”这个神偶其实装载了我们对过去的亲切怀念、对美好的向往和善有善报的渴望。嘎乌这只多情而忠实的狗，用一生的忠诚完成了它自身的超度，它老得跑不动了，还准时来客店接云娘，结果却意外地用自己的生命成全了一对急着要给儿子去完成阴婚的老人，它也成全了主人的心愿，这又回应了前文云娘让老齐每天抽颗烟敬铁轨的伏笔。在云娘看来，神无处不在，“这世上，没有没有魂灵的东西啊，草木啊花朵啊石头啊河流啊，包括你整天看着的铁轨，都是有灵的。”这种“灵”是靠叙事者的信念建立起来的，因而是真实可信的。 和那些耽于幻想的消遣小说以及古代戏剧大团圆结局提供的廉价安慰不同，迟子建从不忽略现实的沉重，文尾，豆瓣会为了改变穷苦的命运而像政府楼里的官一样迷信红灯笼。这一笔余韵深长，既叙述了穷人反抗的无力，也暗示官员们的一路亨通的官运受到威胁，而云娘抱着嘎乌悲怆地离开则意味着神灵的局限。我们思念牵挂的另一种生活离现实越来越远了，忧伤和怅惘没有遮蔽迟子建叙事世界的光芒，那饱含深情的叙事依然像鄂伦春族萨满在春祭时唱的神歌： 我用四平头的鹿茸做我的梯子， 登上天空进入我的神位， 我要用双手向人间撒满金子， 用双手向人间撒满银子， 用双手把成群的鹿赶到主人身边， 用双手把成群的紫貂送到主人手中， 让我的主人得到春天般的温暖、幸福。 迟子建的《一坛猪油》（《西部华语文学》2008年第5期）是个短篇，看似轻描淡写却举重若轻地写出了一个颠倒的时代。“我”领着三个孩子，抱着用破屋子从屠夫换来的一坛猪油颠簸流离地去林场跟老潘团聚，开篇叙事者用了许多笔墨铺垫这坛猪油，显示艰苦时代物质的贵重，也为这坛猪油埋下悬念。“我”如此谨慎，仍在靠近林场不远的地方打破了坛子，猪油中爬进了蚂蚁，老潘吃掉了和在猪油中的蚂蚁。“我”去林场没多久就怀孕了，因难产过界河到苏联那边生下了一个大胖儿子——“蚂蚁”。过境出生的蚂蚁从一出生就与这个时代发生了深刻的纠缠，就像黑格尔所说一个人走不出自己的时代犹如走不出自己的皮肤。蚂蚁的父亲因擅自送妻子出境生孩子而受了惩罚。蚂蚁长大了，成了个人见人爱的俊美青年，打上大鱼却发现鱼肚中有一只女老师的戒指，漂亮的女老师为寻找这个戒指而死于河中，她正是因为这个闪闪发光的戒指才选择嫁给崔大林的，而崔大林是在“我”的猪油坛打破时贪得这只戒指的，良心的谴责使他丧失了性能力。也就是说贪来的财宝给他们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终生的折磨。这只戒指身份的揭秘暗藏了已故去的屠夫对我不曾表达的爱慕，这坛隐藏深情的猪油与前文“我”的慎重多么匹配。“蚂蚁”爱上了对岸的姑娘，带着这只戒指偷渡到对河去追寻他的心上人。饱受打击的老潘过世了，“我”越来越老，不断地徘徊界江，凝望天空的鸟儿，想念着蚂蚁。“一坛猪油”带出了盘根错综的情节、复杂纠缠的爱、跌宕起伏的命运和莫测的人性。 与迟子建叙述世界的神不同，北村重新对宗教意义上的神进行了思考。在迟子建的叙述世界里，神性的实质就是美好的人性，是人内心深处善良温柔的愿望，是对佛教因果报应的演绎。北村的神则是形而上层面的对终极是非的判断，是对无意义的反抗、对短暂生命意义的追求。北村的神是我们这些唯物主义者所陌生的，她直接来自福音书，来自其对道德评价方面的革命，福音书“所发生的对价值的重估，是世人所知的最极端的重估。一切都成了不平常的，与世人赖以生存的和珍视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世人不但要放弃自己的恶，而且还要放弃自己的善。福音书教导，不用暴力抗恶；而世人所知道的善就是用暴力抗恶。”①在《自以为是的人》（《花城》2008年第1期）中，主角陈明达所追求的“是”回到了是的本义，即价值重估之后的对，他毕生坚持只做对的事，结果却在世俗的道路上荆棘丛丛。当世俗不断地向人提出屈服的要求时，人是坚持内心成为个性的部分还是向世俗弯腰，这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陈明达这样的追问在这个时代意义独具。当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屈从时，当我们简单地以法律以社会契约来判断事物的价值和对错时，当我们放弃个性的思考时，陈明达却坚持内心的标准，坚持对“是”的追求，坚持不以暴力抗恶。所以，他的近人——亲人、爱人和朋友都对他恨入骨髓却无可奈何。他以一系列超越常规的实践挑战了道德标准，挑战了爱和善，挑战了熟人社会的伦理。在现实人情的规范之上，在法律条文之上，还有更高的标准，那就是灵魂的标准——人之为人的标准。在这个短暂的肉身世界，如何做人是个永恒的秘密。而文尾，自以为是的陈明达也找不到生命的答案，他在迷惘和忧愁中选择了自杀这种基督不允许的死亡方式，他用毕生的实践得到的答案是“好人不是靠做出来的”。叙事者用陈明达执著的一生提醒我们生命可能拥有的深度、广度和难度。虽然文本没有提供人生的答案，或者作者也找不到生命的出口，但他依然坚信在我们的身体和情感最深处，有一个叫灵魂的东西存在，而且这个东西随时可能被激活，由自发到自觉指示身体的方向。《自以为是的人》是一种内在的敞开的写作，是一种痛苦的写作，是一种明知生命痛苦仍然为痛苦寻求意义的写作。人并不害怕受苦或者承担痛苦，人并非一味追求幸福和快乐的动物，人恐惧的不是痛苦而是无意义。人终极一生是被意义诱惑着，人愿意用此生去证明活着的意义。意义使一切不堪变得可以忍受，是意义而不是现世的成功才是无上的幸福。陈明达是一个忠实内心的典范，他用自己的一生做实验，为我们重新界定了是非的标准和幸福的依据，他以痛苦的此生昭示了身体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和灵魂的重量。陈明达的存在延续了北村一贯的思考，这种思考与这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很大的距离，他的叙述也为我们这个茫然时代的书写提供了另一个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