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经典化写作，当我写下这几个关键词的时候，心里有点儿发虚。我不知道这些词语离何大草的小说究竟有多远，能否真正抵达他所建构的那个象征世界。何况，从1994年那个最寒冷的日子写下中篇小说《衣冠似雪》的第一个字，如今，何大草已发表长篇小说《午门的暧昧》、《刀子和刀子》、《我的左脸：一个人的青春史》、《盲春秋》、《所有的乡愁》等中短篇小说近100万字。题材涉及历史和现实、革命和青春。各色人等轮番上演，内容之丰富令人咋舌。文体上不乏先锋实验、西学意味，又有宋元话本、明清小说的流风遗韵，还有唐诗宋词的意境。人物的言谈举止、情态心理，以及小说的叙述话语和叙述方式间，隐约地传达出华夏古老文化的鬼魅精魂，现代人生的倦怠、荒凉、颓废，甚至虚无和荒诞，由此将一扇扇隐匿的人性之门悄然打开，让我们得以窥见人存在的多种可能性。 何大草的小说写作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卡里斯玛型社会解体、文明分崩离析、价值处处挫败、华洋错杂、多元文化并存，一个主动汲取人类优秀文化传统，自觉追求“经典化写作”作家的全部努力。尽管这种努力的结果，可能是被不断地边缘化，情形正如米兰·昆德拉在谈到“人性危机”和“人的存在”不断被遗忘的境遇下“塞万提斯的遗产”所受到的诋毁一样①。这并非是要把何大草与塞万提斯相提并论，而是说，何大草做出的这种努力，虽然不被这个时代所重视，但依然而且更加可能会给我们的文学和小说写作带来新的经验，甚至有可能是弥足珍贵的经验。伊格尔顿在评述结构主义时突发奇想：最“真实”的东西并非就是我们经验到的东西，现实与我们对现实的经验互不相连②。这或许是我们看待何大草的小说和今天的文学的另一种颇具洞见的眼光。 历史 荆轲在千钧一发之际展现给秦始皇的并非见血封喉的匕首，而是秦始皇夜夜不离枕下的竹剑。历史系出身的何大草，第一次以作家身份亮相文坛，就对“历史”做出如此“篡改”，所隐藏的“机心”显然不同凡响。那时，苏童等一批“新历史小说”家刚刚度完他们的蜜月期，在极度的兴奋之后，疲惫地寻找着新的入口。何大草当然受到过他们的影响，但接下来荆轲对秦始皇说的那句话不仅使秦始皇目瞪口呆，也使我们看到何大草举意超越那批“新历史小说”作家的某种企图：“我来就是为了向陛下证明这件事的。”哪件事？就是我荆轲随时可以杀你却没有杀你这件事？这不仅有违刺客意志，不符“历史真实”，有悖生活常理，也与太史公对荆轲的悲壮叙写大异其趣，不过在这里却透露出何大草小说历史的某种抱负：主要还不是像新历史小说家前辈那样，通过文学的叙述拆解、颠覆主流的历史，寻找曾经被书写的历史与今天现实的某种深刻联系，或者说，这些留在纸上的过往记忆，如何进入今天的现实，如何化为血液在我们今天的生命中迁衍流淌，进而塑造我们的人性，牵绊、左右着我们的现实姿态，阻碍或者加速了我们走向未来的脚步，使我们成为今天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什么，并如此这般地生存着。 何大草的这类小说，在他的写作中占有相当大比重。除中篇小说《衣冠似雪》，还有《李将军》、《一日长于百年》、《天下洋马》、《春梦·女词人》、《天启皇帝和奶妈》，短篇《俺的春秋》、《千只猫》、《献给鲁迅先生一首安魂曲》、《带刀的素王》，长篇《午门的暧昧》和《盲春秋》等等。其中，中篇小说《如梦令》可谓其代表。 《如梦令》讲述南宋女词人遭遇战乱、丧夫，偏居江南后的故事。欲望的缺失是小说叙述的动力和叙述的起点，也是联结历史和现实的关键所在。小说把两个看似完全无关的故事，并置于同一个叙事时空，在延续与断裂中加以铺展：寡居江南的女词人，难以抑止生命本能的驱动，在无言的精神焦虑中过着白日梦一般的生活，最后与艄公的儿子寤生做起“摸鱼儿”的游戏；一对知青男女在动荡的政治生活中饥饿难耐，携手穿越江南迷宫般繁复的小巷和山丛，去一个小镇寻找稀饭馆，结果同样迷失在“剥青蛙”的游戏中。有趣的是，这对知青男女无意中还窥听了万大嫂与李会计苟且时发出的“猪吼”般的喘息，正像女词人夜间听到青梅把她的丈夫赵“置于驭下”所发出的呻吟和呐喊。这绝对是四个“偷情”的故事，只不过是两个大的“偷情”故事套两个小的“偷情”故事而已，其中有明有暗。“打通”或者说“缝合”这两个古今“偷情”传奇的“纽扣”，竟是一本据称是《粉红莲》的词集。小说的巧妙之处在于，当作者把这两个相隔千年的“偷情”故事，“后现代”地搬演于同一叙述时空时，就在“重复”中自动呈现出了“对比”。而“对比”却像一把神奇的钥匙，开启了小说多维阐释的空间，衍生出丰赡的意义。无论是多愁善感、才情横溢、名留青史的女词人，还是被意识形态所塑造的现代知识青年，甚或是懵懂无知粗鄙不堪的乡野男女；无论是出于战乱、动乱、骚乱等别的政治、社会的原因；也无论是江南是塞北是漂泊是自愿放逐是异乡客是土著民；也无论这朝代如何更替时代如何变迁时光如何流转，人类都有一个共同点——欲望的复合体。在此意义上，《如梦令》不仅告诉我们一切皆流，欲望恒在，人性的历史就是欲望的历史，探察欲望就是勘探人性，发现欲望就是发现人性，也就是发现历史；迁衍不息，永不枯竭的欲望之流或许正是历史发展绵延不绝的动力，一如西哲云，“欲望在其本质上是革命性的”。“作为一种革命力量，欲望试图颠覆一切社会形式”。③ 从“欲望”进入历史，何大草的历史小说就找到了与现实的结合点，同时也找到了通达普遍人性的途径，并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意义上找到了人类再次还乡的道路。如果说，《如梦令》展示的是欲望缺失后人性和人存在的某种可能性，那么，长篇小说《午门的暧昧》描绘的则是一幅欲望溃败后的人性面相。小说讲述了大明帝国崩溃瞬间的历史。而这段历史的溃败被小说演绎为欲望的溃败，或者说肇因于欲望的极度匮乏。小说主要设置了两处互为映照的地理空间，一处是红墙碧瓦、古木苍然、深不可测的紫禁城，一处是桂木簇拥、青楼如云、醉生梦死的木樨地。前者位于京城的核心、帝国的心脏，后者居于京城的边缘、人性末端。前者是父权和极权的象征，后者是母亲和性爱的诱惑。中间还穿插了暴力的故事：冥王——快刀李可安沉溺于从无原则的杀戮中寻找某种人间平衡的快意，素王——名捕马梦园则依据信而有征的“理由”挥刀断头维持铁桶一般的秩序。这三个故事虽然作家用力各异，但在实际上成为三种欲望的象征：权力的欲望、性爱的欲望和暴力的欲望。三种欲望互为补充，互相生发，推波助澜，成就历史。可以想见，当这三种欲望到达巅峰的时候，也是大明帝国的太平盛世。但是，到了崇祯一代，这三种欲望不可避免地疾速走向衰竭。随着欲望的不断委弃，慵倦、孤独、绝望、虚无弥漫整个帝国，大明江山愈来愈失去前驱的动力，在李自成大军等外力的咄咄催逼下摇摇欲坠，直至在“人闲桂花落”的历史情景中轰然倒塌。欲望的溃败导致人性的全面萎缩，人的生命活力的极度枯竭，以及历史原动力的彻底丧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