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小米不是专业作家，也没有专业作家的心态，她的创作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搂草打兔子，打着了就打着了，打不着也不遗憾。”①但她的创作水准却不在一个专业作家之下。 项小米1980年代下半叶开始创作，第一篇小说《白梦》就触及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情感题材，证明了她驾驭敏感题材的不凡功力。一个女孩邂逅一名中年男子，因为她喜欢那个男子，就觉得男子也喜欢她了，男子的一举一动都是在对她暗示什么。最后却发现，那个男子根本无视她的存在，而且男子有妻子。这个女孩立刻崩溃了，觉得这个男子欺骗了她。但是表面上，谁都看不出来，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女孩心里发生的。 《记忆洪荒》是项小米的亲身经历，写她参加的一次救灾工作。项小米算是一个文化人，“为人民服务”能成为文化人精神上的东西吗？项小米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她同时也是一名军人。“化验报告告诉我，我自己的情况比我的病人要糟得多，可你不但不能叫唤，不能停下来，你还必须工作。这没什么奇怪，区别就在于你穿了一身军装，一身军装将人与人区别开来，甚至将人与人之间的耐受力区别开来。由于你穿了它，它对你就有了一种要求和约束，你必须不同于常人，你必须无私、坚强和隐忍，当危险和死亡来临时，必须是你冲上去而不是别人。”“我”冒雨从二十里外挑了一担药回来，“一个小姑娘什么也不说，只是久久、久久地打量着我，最后她突然说了一句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她说：‘你真像个红军！’没人能想到这句话在我心里引起的震撼。”在老百姓最孤苦、最无助的时候，来帮助他们的人是自己，从父辈身上延续下来的这种东西令项小米感到自豪。《记忆洪荒》中有一个细节，老太太熬了一锅粥，一个小猪跑过来吃了，老太太说：“吃吧吃吧。”项小米说：“陡然间，我明白了。”明白了什么呢？如果不是在那种特殊的自然灾害面前，老太太肯定要把猪轰走的，但是在洪灾面前，生灵与生灵之间就有了这样的相互怜惜。这个细节特别令人感动。 《二的》写一个农村女孩小白到城里来当保姆，她总是情不自禁地拿主人家的小女孩跟自己死去的妹妹“二的”做对比，产生极深的触动：为什么有人可以活成这样，而有人只能那样死去？后来，她与男主人有了偷情之举，她以为男主人是真心疼她爱她的，因为对她来说，那是不折不扣的爱情，是耳酣心热五雷轰顶的爱情。她并不要男主人对她负责或给她什么，她只要他心里是疼她爱她的就足够了。可是，男主人给了她五千块钱。小白没有离去，她在坚持，没有别的，她只是要听男主人“亲口告诉她：我是在欺骗你，我说过我爱你，那是谎言！”这是感情认真的女孩才会有的一个执拗的愿望，但是她不可能听到这句话。最终，她仁至义尽之后离去了，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二的》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对等（包括情感上的不对等）在弱势者心里引起的撕扯和疼痛，以及对于尊严的卫护。简·爱是一个穷姑娘，但同时也属于童话里的灰姑娘，因为，毕竟不是每个女孩都可以遇上罗彻斯特的，小白就没有遇上。 《种豆得瓜》写现代人情感的枯竭和悖谬。彭莉为了刺激丈夫大伟对自己的热情和欲望，不惜编出自己的一些“艳遇”，而这些“艳遇”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又总是能激起大伟对她的情欲——其实是动物欲。动物欲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也无可厚非。关键是，这样的招数又能支撑多久呢？然后再怎么走下去呢？小说写现代人精神背景的荒芜，有一种荒原感。其中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到位：“人们之所以乐于谈性，是在宣泄自己内心深处一种不易言说的隐秘和冲动。” 《葛定国同志的夕阳红》是一部成功的中篇小说，达到了幽默的一定境界。老革命们当政委、当军长、当司令的时候，特别看不惯别人乱搞男女关系，哪怕别人找一个女知识分子，他们都觉得应该找个革命女同志或者农村妇女。但是他们自己，一旦组织不管了，就想试试能不能解放一下，放松一下，因此很容易矫枉过正。小说的立场让人有些把握不准，作者对于葛定国的态度到底是嘲讽还是同情？也许因为生活是无奈的，每个人都有这样做那样做的理由，所以，既不是嘲讽，也不是同情。 《葛定国同志的夕阳红》虽然以幽默见长，结尾却一下子拐到苍凉上去了。孩子们以为父亲对已经离异的母亲漠不关心，根本没有把母亲的死讯告诉他，但他已经感觉到了，而且梦见她三次，梦里她对他说：“老头子，折腾够了吧，折腾够了就来吧，我在前头等你……”然后，葛定国道出离婚的真正原因：“她不该老是说：有本事你就离呀……她以为我不敢……”在一生的将尽处，葛定国自言自语：“冷啦，回去吧……人一辈子，净瞎折腾，折腾以前总觉得折腾折腾才好，非得等折腾过了才知道，还是不折腾的好……冷啦……风都起啦……”这里面包含着非常浓重而悲凉的人生况味。 《遥远的三色堇》写于1992年，是项小米的成名作。主要写一个按客家话的发音叫“每”的女孩，她是奶奶很久以前便夭折的女儿，“我”的姑姑。“老家的风俗，生了女儿自己都不养，送给人做童养媳。这是女孩儿最悲惨的命运。人们待童养媳决不会比待一只猪或一只狗更好。于是那些小女孩能否活下来就全看自己命大不大了。”由于受到做了童养媳而死去的女儿的触痛，奶奶决意自己把“每”养大，但“每”还是没有养大，由于爷爷的无情和不负责任，“每”受尽人间苦痛之后死去了。“每”的死成为奶奶心底永远的痛，也成为奶奶对爷爷永远的恨。“每”到世上来似乎就是为了受难的，项小米仿佛“看到一个周身透明的病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八岁女孩柔若无骨般从远方黑暗中飘来，她飘飘走走，走走飘飘，走到十二岁男孩的面前，拉着那男孩的手一同走了。他们的手同是那样细那样瘦，那是因为他们同样因了他们父亲的缘故而在小小年纪里就在监狱里受尽折磨。”对于“每”，项小米有着无限的疼爱，由此生发出对于身为革命者的爷爷的质疑和批判。长征前后，爷爷在上海将自己所剩的几十元大洋全部交了党费。他的上级当时都认为他的家庭困难，不忍收下这笔钱，但爷爷坚决让组织收下了。“事实上在那个年代尽管邮路不畅仍有许多人与自己的亲人保持着联系，何况奶奶和每的地址爷爷是清楚的。爷爷这几十块大洋不要说全部，只要从这里面仅仅拿出几块给奶奶，是不是就一定办不到？”有了这几块钱，“每”就不会死去。作为奶奶的丈夫、“每”的父亲，除了需要对组织表达一种忠诚之外，爷爷有没有义务在他的女儿身上体现出起码的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