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是一个极力推崇叙事力度的作家。他常常盘旋在那些世态人情的微妙之处，以极为敏捷的心智和眼光，捕捉和发掘各种难以言说的人性特质，并以内敛而又短促的叙述话语，迅猛地将之呈现出来，果断、冷静、强悍，且不留余地。因此，读毕飞宇的小说，我们总会在不经意中体会到某种猝不及防的震慑力——它既来自隐秘人性的自然呈现，又来自叙述本身的锐利和迅猛。像《青衣》里的筱燕秋对待自己的徒弟春来；《玉米》里的玉米敌视那些与父亲有瓜葛的乡村妇女的眼神，以及处理自己婚姻的决绝；《平原》里端方对待同伴红旗以及村支书吴蔓玲等等，都给人以强劲的内在力度和审美上的艺术震撼。 这一点，在他的长篇新作《推拿》中再一次展示得淋漓尽致。《推拿》以一群生活在现实边缘地带的隐秘人群——盲人推拿师们作为叙事对象，通过对他们敏感、繁复而又异常独特的内心世界的精妙叙述，既表达了他们置身于现实世界中的无助和无奈、伤痛和绝望，又展现了他们身处黑暗世界里的彼此体恤和相濡以沫，也折射了他们渴望用自己的心灵之光照亮现实世界的朴素意愿。 一 记得在《失明症漫忆》里，萨拉马戈曾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突然失明的世界——因为与失明者的对视，一群又一群人的眼前突然变成“一片浓浓的白色，仿佛睁着眼睛沉入了牛奶的海中”，于是一切现实秩序顿时失去了作用，饥饿、残忍、肮脏、阴谋，所有丑陋的人性开始泛滥，那些看似井井有条的现代文明瞬间瓦解，医院、超市、汽车……这些现代物质文明的产物，都变得不再有任何意义。显然，萨拉马戈是想通过一种寓言的方式，将曾经拥有光明的人群强制性地置于黑暗之中，以此来打开幽暗的人性风景，并对现代文明的存在价值提出尖锐的质疑。与《失明症漫忆》不同，毕飞宇的《推拿》则以写实化的手段，叙述了一群盲人的生活境遇，让他们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通过“推拿”这一特殊的谋生方式，与现实世界建立起各种微妙的联系。但在叙事的背后，同样也凸现了很多幽暗的人性，展示了这一特殊人群内心深处许多难以言说的疼痛。 这种疼痛，当然是源于盲人们自身的残疾。在《推拿》里，因为看不见，王大夫把“对不起父母”作为自己的原罪，还得忍受“对不起弟弟”的伦理煎熬；因为看不见，小孔的父母一定要她找一个能看得见的男朋友，她不敢告诉父母自己爱上了全盲的王大夫，谎言使她的幸福爱情变得难以坦然地面对一切；因为看不见，沙复明纵使拥有非同一般的雄心和能力，也进入不了健全人组成的主流社会；因为看不见，都红即使在音乐方面极有天赋，她的容貌即使美到极致，但她的自尊心还是一再受到伤害。因为突然失去了视力，年幼的小马居然果断地选择惨烈的自戕，成年后又拒绝一切与“公共”有关的事物，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因为失去了视力，张宗琪的生活似乎永远只有一件事——严防死守，过度的防范剥夺了他的爱；因为失去了视力，金嫣终日幻想着用一场漂亮、体面的婚礼，来弥补自己人生的缺憾，而泰来却无法满足她的这一愿望……他们的疼痛之处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是源自他们自身无法疗救的残疾。因此，他们在作家的笔下，总是充满了某种绝望般的撕裂，甚至衍化成人物难以遏止的自虐行为，饱含着悲剧性的内在张力。 值得注意的是，与这种自身残疾所导致的疼痛相比，《推拿》中的盲人们所遭受的更为尖锐的疼痛，还是来自于光明世界里的人们，而且是与他们有着这样或那样亲缘关系的人群。譬如，王大夫的弟弟，既嫌哥哥出现在婚礼上给自己丢脸，又把自己闯祸后的难题硬生生地塞给哥哥；泰来的父母觉得两个瞎子结婚不体面，因而不愿给儿子操办婚礼，怕被人笑话；小孔在深圳做推拿时被“前台”反复欺凌；高唯和金大姐挑起的“羊肉之争”，让两个曾好得掏心窝子的盲人老板之间的关系迅速出现裂缝；向天纵为了和情敌竞赛而让十六岁的沙复明遭遇了两个多小时的“小爱情”，残酷至极……对于这些健全人来说，“他们永远会对残疾人说，你们要‘自食其力’，自我感觉好极了，就好像只有残疾人才需要‘自食其力’”。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所谓的“慈善演出”、“爱心行动”，“就是把残疾人拉出来让身体健康的人感动”。尽管毕飞宇并没有全力演绎这种健全人和盲人之间的尖锐对立，但是，他们之间所存在的这种“推拿”关系，已隐喻了一种异常吊诡的现实逻辑，用小说里的话说，就是“盲人的人生有点类似于因特网络里头的人生，在健全人需要的时候，一个点击，盲人具体起来了；健全人一关机，盲人就自然而然地走进了虚拟空间”。正是这种“边缘化”的生存地位，以及盲人所处的被“推拿”的地位，使得盲人们不仅要忍受自身残疾所引起的各种内心之痛，还要不断地承受健全世界带给他们的各种无法预测的内心疼痛。 这种来自于健全世界的疼痛，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欺凌和伤害，还包含了人们在身体与心理上的错位或对抗，也凸现了毕飞宇一向推崇的“伤害”母题书写。毕飞宇曾说：“在我的心中，第一重要的是‘人’，‘人’的舒展，‘人’的自由，‘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人’的欲望。”①为了突出这种具有丰富的精神向度的“人”，展示人在存在本质上的各种可能性，毕飞宇在处理人物之间的关系时，尤其注重具有那种锐利感的“伤害”。他曾毫不含糊地说：“我的所有的创作几乎都围绕在‘伤害’的周围。我为什么对伤害感兴趣？我们可以做一个试验，你拿一张白纸放在马路上，那张纸一尘不染，光洁照人。你看吧，用不了一会儿一定会有人从那张白纸上踩过去，绕着道上去踩，直到那一张白纸被弄脏、弄皱，不堪入目。要不你换一只气球，随随便便放在那儿，它也许会被人偷走，要是偷不走呢？有人想方设法也要把它弄炸掉。炸掉了，他就安稳了。我不知道这样的基础心态有没有‘中国特色’。总而言之，我对我们的基础心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恨大于爱，冷漠大于关注，诅咒大于赞赏，我在一篇小说里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在恨面前，我们都是天才，而到了爱的跟前，我们是如此地平庸。”②毕飞宇的这种人性判断，有些类似于鲁迅所说的那句“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很有些决绝的意味，但是，它的确又击中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惯见的人性的顽劣和阴暗。事实上，《推拿》之所以具有一种尖锐的疼痛感，一种强劲的悲剧力量，关键就在于，在健全人的世界里，盲人只是一种“虚拟的存在”，一种被“推拿”的对象。这里面所隐含的伤害关系，其实也反衬了健全人在心理上的“残疾”——如果我们审视一下王大夫的无赖弟弟、介绍都红表演的主持人、金大姐等人的言行，都可以明确地体会到此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