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09)01-0064-04 一 “学者散文”是文坛一道颇为惹眼的风景线和一个热门话题。人们发现,曾经甘于寂寞的学者在苦心经营学术之余,不少人开始出版个人随笔集或散文集,有的甚至一本接一本地出,大有方兴未艾之势,还有些学者文名远远超过了他的学术之名。平心而论,在一个散文化的时代,要让那些一直处在“冷斋”的学者所写的散文成为热点,似乎并不困难。但问题在于,有多少人会抛开商业炒作的成分,瞥见热闹背后一些学者仍显寂寞的心境呢? 我宁愿把学者的散文或随笔看作他们在寂寞之余倾吐的絮语。可能多数人会同意,在某种程度上,那些信笔而写或刻意而作的絮语,更能够透露一个生命个体独特的内心消息,这一点恐怕也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愿意写点零星文字的原因。对此需要略略思忖的是,在学者的学术研究和他们的絮语之间、在众多絮语和它们背后的学者面孔之间,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虽说很多学者自称他们的涉足散文是“不务正业”,但毫无疑问,学者们的絮语对于他们自身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例如刘小枫在他的随笔集《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前言”里说,“这些不同风格和主题的小品文,是我摸索小品性的学术文体和思想表达方式的初步成果。思想和学术经常是片断性的,小品文也许是捕捉这些片断的最佳文体”[1],便充分肯定其“小品性”写作的重要性。后来他在另一本随笔集《沉重的肉身》“前记”里,称他的小品文是一种“纬语”,并自认为“写小品比写学术论著费精耗神得多”[2],也算是道出了其间的一些甘苦。这些甘苦,也只有学者们自己心知肚明。 另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现象是,虽然同为不能纳入一般学术研究的“小品文”,但学者们的散文呈现出两种风格趋向:一则轻盈,一则涩重。当然,这种风格差异实际上是自古以来就有了的,且体现在各种类别的写作中。而在我看来,这种差异对于理解学者絮语背后的心境别有深意,它起码可以就学者们的絮语作出一种区分,一种超出一般风格意义的区分。轻盈自不待言,它仿佛是某些人与生俱来的行文风格,他们在絮语里显得飘逸、挥洒自如,给人以举重若轻之感,虽然有时也不免显出昆德拉所谓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涩重,则带有太多“不自然”的因素,它总是显得繁复、隐晦和坚硬,充满语词间的错动与紧张感,这些都似乎得自某种刻意的阻滞,有点类似于克尔凯戈尔所说的“不是使这个世界变得简单,而是使之更加困难”的做法。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写作,这两种类型都不乏代表作者。相比较而言,我爱涩重更甚于轻盈。 二 我注意到,在1980年代以《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等论著蜚声学界,到了1990年代又转入“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女学者赵园,她近来的散文写作呈现蔚然之势,这也许是她本人始料未及的。她在出版了《独语》(1996年)、《窗下》(1997年)两部散文集后,又于2001年接连出版了《红之羽》《易堂寻踪》这两部随笔集。在通读完赵园迄今为止的所有散文和随笔后,我毫不犹豫地将她的絮语归为“涩重”一类。这里,我感到格外重要的是《易堂寻踪》(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版)这本书。之所以感到这本书重要,倒不在于它以“随笔”的形式进行着“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赵园近十年来执着于其间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而是在读完之后我忽然觉得,正是有了这本书,赵园所有的随笔写作才获得了一个支撑,得以“立”起来而成一个整体;她所有的絮语才构成一种风格,并与她本人的学术研究产生对照,让人能够瞥见这些絮语背后的个体心境。 《易堂寻踪》在作者看来,或许竟是一本意料之外的书,因为它的完成得自一次“稿约”提供的机缘。但这一写作机缘对于赵园而言,至少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易堂寻踪》实际上是对她在学术研究中舍弃的一些“生动的材料”的重新征用,她说,倘若没有这一机缘,那些生动的材料也就会一任其被舍弃。由此她悟察到了“出于特定目的的阅读会有何种取舍,在通常的论文、论著写作中,我所舍弃的是什么”。显然,被舍弃的往往是“‘感性’、‘个人’、‘日常’,丰富的差异、多样”,而这正是“‘学术方式’的代价”。如果说学术研究关注对象的“言论”,那么随笔写作则看重对象的“性情”、“行踪”及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与从事学术研究的“论说”相对,赵园将自己对这些生动材料的重新征用定位为“叙述”,为此她必须寻找适于“叙述”的文体乃至笔调。终于,她发现“随笔”这一“较为自由的文体”,正“有助于缓解‘做学术’的紧张,将被‘学术文体’筛除的零碎印象、感触,搜罗拾掇起来”。这里,赵园充分地觉识到了“论说”与“叙述”之间的“文体”差异。 因此,指出《易堂寻踪》之于赵园随笔写作的重要性是有理由的:似乎通过这本书的写作,赵园自觉地将随笔写作与学术研究勾连起来,认识到各自的意向、言说及文体边界。虽说在此之前赵园对散文有如是认识:“散文许诺了你以掺了水的‘诗意’装点琐屑平庸,使日常性显出可爱,制造一点为生存所需的有关‘美’的幻觉”(《独语·后记》),她甚至认为散文的平民化、散文将“意义”零碎化、将“历史”个人化和片断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经由这写作,放弃了为‘严肃的学术刊物’写作时的自我意识,确认了你的边缘位置”(《独语·自序》);她也曾意识到学术与随笔之间的区别:“学术已扼杀了我们的有关能力——像张爱玲那样活跃的语言感觉,那样富于灵性的想象与联想……我们只会用常规的方式感觉与表达;我们的文字中缺少的,正是鲜活的生命味儿。”(《代价》)但是,《易堂寻踪》作为随笔却呈现出不一样的系统性,而恰好经由这种系统性,赵园本人获得了关于学术研究与随笔写作之间两组互补和互渗关系的独特见解:例如,在材料的取舍上,一个偏于理性、整体,一个偏于感性、零碎;在方式选择上一个偏于规范、严密,一个偏于自由、宽泛。可以说,通过这一有意识的随笔写作,赵园才显示出强烈的文体意识,随笔作为一种絮语所应有的“气味”、“颜色”都在她的考虑之列——而这才是真正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