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上的革命 在追寻搜索白鹿原及其周边三县上世纪前半期生活演变和历史演进的业已沉寂的脚步声、同时也在构思小说《白鹿原》的两年时间里，我常常发生惊讶、惊愕、惊奇、惊诧、惊喜等意料不及的心理撞击，还有更强烈的震撼，也有忍不住捶拳吁叹的失控状态。在这种心理遭遇过程中，我几乎不知不觉进入了男人刚剪掉辫子女人还继续缠裹小脚的白鹿原，感受着也体验着这道原上生活的脉动，平缓到死气沉沉的和激烈到你死我活的那50多年的生活演变的声响。那些引发我心理撞击的人和事，促使我从不自觉到自觉地以多重视角去透视这道沉积太过深厚的原。那些人和事前文已多所涉及，这里只想谈谈原上曾经发生的革命对我的撞击，以及如何实现艺术化表述的思考。在《原的剥离》一章里，已经涉及到共产党人在原上的一些革命活动，那是从原上人发生心理剥离的角度，透视革命活动对这种精神和心理历程所可能发生的影响。这里调换一个角度，在我正面面对原上曾经发生的一系列革命的人和事的时候，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切近的独特感受。是切近。 且不说从小学到中学的政治课和历史课的教师讲述过多少回革命的艰难而又辉煌的历史，在我有阅读能力且有阅读兴趣的几十年里，记不清看过多少有关共产党在中国诞生之后进行革命的文字资料，包括许多先驱和先烈感天撼地的英雄壮举，更不要说小说、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刻画的各个历史阶段的革命者的感人形象了。然而，在我获得白鹿原上和原下曾经发生过的一件又一件革命活动事迹和一个又一个革命者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都会引发惊讶和冲动，一次又一次感慨着革命原来离我这么近，就发生在我生活了大半生的这个白鹿原上和原下。在这种心理反应发生的同时，我才意识到此前记忆里的真实的革命和艺术刻画的革命者形象，在我心里有一种遥远的差别。这个遥远的差别，除了业已成为文字和图片展现的历史的时空概念之外，更在心理概念显示着的遥远，无论建立中共的上海，无论国共合作又分裂的黄埔军校以及八一起义的南昌，无论毛泽东发动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的湖南乡村，无论建立第一个中华苏维埃政权的瑞金，无论气壮山河的长征，以及离我比较近的党中央所在13年的陕西北部的延安，都在我获知白鹿原上和原下曾经发生过的革命事件的一刻，显示出遥远的差别；同时也意识到，革命离我近到几乎没有地理概念上的任何间隔，就发生在我生活的白鹿原上和原下。 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着22年前初夏的一天上午，我在白鹿原的腹地孟村镇寻找一家粮店的情景。上世纪20年代中期，一个在北京某大学念书的青年接受了马列主义，而且加入了中共，回到白鹿原上便发展了两个党员，在这个小镇的一家粮店里成立了一个中共支部。这是中共在白鹿原上建立的第一个支部，他们三人无疑是这阔大的古原上最早出现的中共党员，而那位在北京念书的年青人，无疑是在这古原上第一个传播共产主义的人。这是我在蓝田县查阅资料时获得的确凿无疑的史实。我在获得这个史实的那一刻，惊讶得不由哦哟起来。那一刻便发生一个强烈的欲念，一定要到原上去寻找那个神秘的粮店，心里是一种真诚的崇敬和钦佩。我在孟村镇的街道上寻找，一家一家或大或小的门面店铺都不放过，一边辨识一边猜测，哪家店铺有可能是60年前的粮店，竟然无法确定，问过几位看去有一大把年纪的老者，也都摇头。我不仅没有失望的情绪，反倒更来兴致了，那些显得陈旧的店铺，都有可能是当年建立中共支部的粮店。我为自己开脱，中共在白鹿原上的第一个支部，就是在这个孟村小镇上诞生的，时在1921中共于上海成立仅仅四五年之后。我的惊讶里的震撼就发生在这个时间概念上，已往的记忆里，1921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中共代表大会，12个参会者代表着全国五十多名中共党员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仅仅不过四、五年，我家后院背靠着的白鹿原上，已经建立起来一个中共支部。就在这一刻，革命和我生活的白鹿原的时间和空间距离顿时消失了。我对这个古老的原，不单是探秘，又滋生起一种庄严的敬畏。 我对那位在孟村小镇粮店里建立中共支部的青年充满着神秘的敬佩。可惜资料提供的信息太少了，这位青年后来再无音讯，连他是那个村子谁家的子弟都无记载。我无法进一步调查了解，却有一种基本的判断，在上世纪20年代的白鹿原上，能进入北京念大学的青年，不单要有很高的智商，关键要有一个起码是殷实的家庭作经济开销的坚实后盾。原上能上得起私塾学堂的孩子都是少数，这个供给孩子到北京念书的家庭，按解放后划成分的条例，肯定属地主家庭无疑。这个富有人家把孩子送到北京求学，可能推想的目的是学习知识增强本领，再进入社会干一番荣耀先祖的大事，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孩子在北京的大学里接受了刚刚开始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学说，要在中国搞共产党的革命了。他不单接受了马克思的理论，回到白鹿原上就附诸最切实的行动，发展党员，建立支部。我便自然想到，他在宣布中共支部成立的那一刻，肯定会想到在原上的革命对象，就包括他父亲那样的财主。 他更要面对的是上世纪20年代贫穷落后以及文盲充斥着的白鹿原。从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下解脱出来的原上乡村，经历了你上我下的军阀混战，到2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才开始实施从县到乡镇一级政府的建制，而各个大村小寨仍然是传承着宗族族长的权威；各个姓氏宗族都有自家的法规，原上社会最底层的基础部分，还是按照封建宗法的机制在按部就班地运行。这个在白鹿原上建立第一个中共支部的年青书记，肯定比我更直接地了解原上的社会形态，敢于在孟村小镇粮店里发出挑战——既是向国民党政权挑战，也是向宗族祠堂挑战，更是向整个白鹿原社会挑战，这需要怎样坚定的信仰，需要怎样强大的气魄，需要怎样无畏的牺牲精神……我的钦佩以至敬畏，概出于此。 还有一位至今难以淡忘的革命者，名叫张景文，是白鹿原上较早投身革命的一位杰出的知识女性。我在获得这个人有限的事迹资料时，几乎是一种捶拳吁叹的失控状态。 我在原上原下追寻往昔业已冷寂的生活演变的足迹时，收获颇丰，常常有意料不及的令人兴奋不已的发现，常常处于一种亢奋和敏感的最佳心态之中。某一天突然意识到，还缺少一个在这道古原上闹革命的真实的女性的事迹，在我查阅的资料中没有发现，在民间传闻中也没有听到一句半句，我感觉到某种巨大的缺失和缺憾。这种心理是我构思这部长篇小说时越来越直接的一种感受，一个正在构思中的类型人物，要有一个真实的生活里的人物为倚托，哪怕这个生活人物的事迹基本不用，或无用，但需要他或她的一句话，一句凝结着精神和心理气氛的话，或独禀的一种行为动作，我写这个人物就有把握了，可以由此生发开去，依我的意图编织他的人生的有幸和不幸的故事了。这也许是我的一种写作感受，即生活人物的凝结着心理气象的话和独禀个性的一种行为动作，总是可以调动我的生活储存，然后就获得刻画小说人物的自信和自由。在我已经开始构思着的小说《白鹿原》里，有多种形态的女性，自然不可或缺至少一个觉醒了的新女性的形象。我还没有获得白鹿原上真实出现过的一位新女性，便感到缺失里的不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