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8)06-0108-03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三家巷》一直是十七年时期反映革命历史的“经典”之作，自然，革命历史与阶级斗争成为它所表现的重要主题。但不管是一般的文学欣赏或是专业的理论批评，评论者都对文本中的家族意蕴有不同程度的忽视。其实，在小说中作家以相当多的笔墨叙述了几个互有血缘、婚姻关系家庭的日常生活，以日常生活叙事折射宏大的革命主题，将传统家族小说才子佳人的言情模式融入“革命”加“恋爱”的艺术书写中，成功地勾画了性格迥异的知识分子心理演变轨迹，这既昭示出《三家巷》与中国古代、现代家族小说的“血缘”联系，凸显出当代家族叙事的特质，同时也构成了小说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 一 《三家巷》是十七年时期表现革命历史的经典文本，它“通过三个家庭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深刻地概括了我国南方的革命形势，社会各阶级力量的变化消长和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1]。不同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的日益分化，显示出阶级斗争的残酷性与人物从自在到自觉的阶级意识。小说的第八、九章“写陈文雄等五个中学毕业生，满怀青春激情，在三家巷结盟宣誓，发誓‘永远互相提携，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洋溢着年轻人的单纯、自信、理想主义，写得非常感人，同时也通过他们个人的不同信仰之争，暗示了日后的分裂”[2]。即使是少男少女之间节日结伴而行的游玩，也因其对某些政治问题的议论，波及亲戚之间的亲情与朋友之间的友情，从而反映出在革命斗争高潮来临之际出身于不同家庭的人们自觉的阶级立场，因此，他们对20世纪初广州政治形势的发展，革命的高潮与低落都有不尽一致的反应，在各个阶层对国家贡献的问题上各执己见。出身买办家庭的陈文娣在街上看见一张宣传标语，对工农兵学商的排名次序极为不满，她说：“那工就一定在最前，那商就一定在最后。这算哪道圣旨？”而出身工人家庭的区苏则对此表示认同，陈文婕尽管有“不是我爸做生意，我就偏帮商人”的声明，但话语背后则是对自己家庭的感情偏爱。从陈氏姊妹与区家姑娘的激烈争辩中，不难感受到她们鲜明的阶级立场与阶级意识。周榕在国民党叛变革命之后真正认识到“无产者和无产者才是亲戚，无产者和资本家只是敌人”的残酷事实。经历了一场严酷的阶级斗争的考验之后，周炳看清楚了一件事，“世界上的人大概要分成两类：一类是为自己的利益活着的，另外一类是为别人的利益活着的。我憎恨那些为自己的利益活着的下贱的动物。我崇拜那些为别人的利益活着的伟大的人格”。连乡下姑娘胡树姐妹俩也从自身的经历中感到穷人之间容易相处、心地善良的道理。 《三家巷》侧重对南方都市手工业者家庭出身的革命者曲折成长道路的书写，其独特之处在于它将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结合起来，把重要的革命历史事件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注重对家庭日常生活的描写，按照生活的自然发展趋势，揭示不同家庭内部演变的历史与在革命中各个家庭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感情关系，因而，它较之同一时期反映革命历史的长篇小说，比较真实地表现出了历史的本真面目，达到了一种历史的真实。小说开头在叙述三家巷的变迁时，天生好奇的周炳就问自己的父亲，这里住着六户人家，为何叫做“三家巷”，他爹狠狠地给了他一个耳光：“你又不是一个读书人，吃着饭没事儿干的，你管他三家六家做什么？”后来，他又求教母亲，母亲只是安慰他说：“一条街，一条巷，都是皇上叫大官定的名字，谁猜得透是什么主意？”“这个情节，其实是颇有意思的，这是作家在艺术上首先给读者造成一种迷惑心理：‘三家巷’并非作家所命名，而是一种自然的生活形态，谁也说不清楚也不必去说清楚的生活形态。当读者有了这种心理准备，也不知不觉地进入作家所设定的艺术氛围中去了。”[3]这种自然形态的生活，表现在小说所选择的“典型环境”中，就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三家巷。一个是铁匠周铁家，几代从事手工业劳动；一个是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大资本家陈万利家；一个是税务官何应元家，拥有大量房产土地，既是官僚，又是地主。这三家既代表了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都市社会的三种主要势力——手工业工人、买办资产阶级、官僚地主阶级，同时，他们之间又存在着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和社会关系，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家族本位、家国同构的特色。在第一代，周、陈两家是连襟亲戚，确立了血缘关系。第二代关系更复杂了，既是换帖兄弟（陈文雄、张子豪、周榕、何守仁），又有爱情关系（周炳与区桃的爱情，后同陈文婷的感情纠葛）、婚姻关系（陈文雄同周泉的结合、陈文娣先同周榕后同何守仁的结合、陈文英同张子豪的结合等），由此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牵连，恰似万缕千丝的纠结。 这种特殊的生活环境与人物之间复杂的亲戚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说反映革命斗争生活的个性特色，即通过日常生活琐事折射宏大的革命历史，将叙事的焦点集中于亲戚亲友与邻里生活、家庭关系与日常生活、同学交往与师徒纠葛、婚姻爱情与感情生活方面。全书共40章，多是如中学毕业生“换帖”“盟誓”结拜、人日出游、年三十买懒这样的生活画面，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由同样丰富多彩的关系编织成一张生活之网，网结密集，性质复杂[4]。小说的第十六章“永远的记忆”写参加沙基大罢工受伤之后周炳的生活与感情状态。按照革命运动发展的自身逻辑，小说理应聚焦于沙基惨案之后，广州十多万工人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对同胞的血腥屠杀，为牺牲烈士举行的庄严肃穆的追悼大会，然而，小说并未正面描写这一悲壮的革命斗争，而是将重点放在周炳受伤后躺在家中的情感反应，高烧得不省人事，“只是似睡非睡着，时不时大声叫嚷……他叫嚷的时候，又像和人打架，又像痛楚呻唤，听不清说些什么，只有他妈妈周杨氏约莫猜出来有几声是叫唤区桃的名字”。从他病中的表现我们不难看出情人与革命在他内心深处的重要位置。小说在这一章主要写的是亲戚朋友陆续前来看望病中的周炳，周炳如何沉溺于失去区桃后的悲观绝望，不能自拔，对前途对人生价值意义的迷惘，至于在此期间省港大罢工的准备、区桃公祭的悲壮场面、工贼勾结罢工委员会内部人员的隐秘，都是借助他人的简略介绍或别人的所见所闻进行侧面衬托与暗示，大量的笔墨还是集中于对病中的周炳如何离家到墓地向死去的情人倾诉自己的心曲，一直热恋着他的表妹对他的关心与开导，与朋友如何相伴饮酒借酒浇愁的痛苦，醉中误把表妹当表姐的爱恋冲动……由此可见，小说虽着眼于革命斗争风云变幻的宏大叙事，但却处处借助于个人家庭与感情生活的日常叙事，由微观折射宏观，将革命斗争融汇到日常家庭生活的叙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