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叙事中出现最为频繁的话题，恐怕非“身体”莫属了。作为这一现象的延续，21世纪初掀起的“身体写作”热，则大有后浪推前浪之势，其描写更加暴露，而言词也更加大胆。所谓“身体写作”，其含义也就是叙述完全从自己的亲身体验和身体渴求出发，并充满对自己激昂而骄傲的热恋①。热衷于“身体”，无限制地张扬“性”，这些现象不仅发生在文学叙事中，在我们具体的生活世界里更是触手可及。这是个症候性的时代问题。“由于情绪和情感与人格的本质密切相关，因此它们并不具有单一个体的单一特征，而只有或多或少属于所有人的普遍特征。每一个体一旦置身于适合的情境之中，都能够表现出某一特定的情绪”②。因此，对充斥于“叙事中的肉体激进主义”进行分析，无疑是我们把握90年代文学叙事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 对于叙事中的肉体至上现象，我们不是要做出道德、伦理上的界定，而是要分析其变化历程和生成原因，以及它是以何种方式与后现代语境相契合的。这些方面有助于我们理清后现代叙事的特征，并以此作为审视文学危机的切入点，找出后现代叙事的问题所在。进而言之，“重要的（至少是最重要的）不是去了解我们是否对性说是或否，我们是否宣布禁忌或许可，我们是否肯定它的重要性，或者我们是否否定它的结果，我们是否改变我们用来指称性的词语，而是要考虑我们谈论性的事实、谁在谈论性、我们谈论性的地点和观点、煽动我们谈论性并且积累和传播性话语的各种机构。一句话，就是要考虑全部的‘话语事实’和‘性话语实践’”③。这为我们分析中国90年代文学叙事中的“性话语”泛滥现象提供了理论指导。 一、叙事中的身体 对文学叙事中的身体进行分析的一个有趣的切入口就是语言，从语言可看出看待事物的态度或观点的变化，反映出人们对事物的一种认识。对“性”及身体的描述方式和言谈方式的变化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90年代以来文学叙事的微观角度，使我们能够在变化中考察时代语境与文学叙事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20世纪60、70年代大量的文艺作品中，宏大的社会政治运动赋予身体高度的政治意味。身体的能量被无限放大，身体不仅具有革命的指示功能，而且具有脱性别化的意味。最典型的就是女性自己的身体几乎被剔除，变成了同男性几无差异甚至在体能上超过男性的“铁姑娘”。身体自身的性别光彩被遮蔽了，相应地，情感也处于冬眠状态。80年代初在“伤痕”和“反思”文学中，尤其是一些女性作家的作品，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戴厚英的《人啊，人》，张抗抗的《北极光》等作品，突出了女性性别意识的朦胧觉醒。这些作品展示出了女性那丰富、美好和充满爱的世界，但身体本身的魅力还并未从“男女平等”的呼声中得到彰显。性爱描写就更加稀缺。这与80年代初期国家政治的转型和人道主义的宏大叙事有关。对个人价值的发现和对人之生存的思考占据了叙事的主要位置。恢复和承认健康的人性，要求懂得爱和尊重，将精神之爱作为叙事的重点所在，这是新时期情爱主题的主要特征。而这些又是与思想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肉体问题被暂时封存起来。新时期文坛上许多女性作家声称：“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它实际上支撑起一种想象／幻觉：我们可以超越阶级、性别、种族，而共同面对“人类”的生存处境。这一想象实际上是当时缺乏社会性别视角的一种反映，其结果，便是导致了性别立场在新时期文化语境中一种结构上的匮乏。而反映在叙事语言上，身体也往往是以被遮掩的面目出现的，如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描述： 即使在冬天，臃肿的棉衣也不能掩盖住他身上那些线条优美的轮廓。他的面孔黝黑，鼻子、嘴巴的线条都很粗犷。宽阔的前额下，是一双长长的眼睛。光看这张脸和这个身躯，大多数的姑娘都会喜欢他。 而所有这些都远不如思考“我究竟爱他的什么”这一问题来得重要。发自灵魂的热爱远远超过甚至没有给身体的需要留下一点余地。 相比之下，张贤亮将“身体”从知识、理想、奉献等时代叙事中释放出来，就此而言，他对新时期文学发展是做出了贡献的。正是他的《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打开了“性叙事”的缺口，将肉体从长时间的休克中唤醒，引起了文学叙事中一场不小的地震。“他的小说给习惯于道德主题表述的知识界制造一枚重磅炸弹，也为当时感受到新的思想气息的先驱者提供热带炽烈的阳光”④。然而这里的身体仍未获得自己独立的位置，肉体的满足是为走上政治的红地毯服务的。而走上红毯之时，也正是与肉体迷恋的告别之日。在女性作家中真正体现了性别自觉的当属王安忆。其《小城之恋》充满了对女性身体和女性爱欲的描写，显现出通过躯体辐射出的女性话语的活力。但其描写依然充满了隐喻的色彩，如“她接触到温热的地板，忽然地软弱了”、“她将头朝后仰着，抬着眼睛望着那腿，腿上有一些粗壮而疏落的汗毛，漆黑地从雪白的皮肤里生出”，使叙述充满了美感并将身体审美化了。 叙事中的身体真正转型是在80年代中后期完成的。这种转型是在爱情主题与性之间进行的。先锋派和“新写实”小说不谈爱情，而“性”变成了叙事的原材料。它们若隐若现于故事的暧昧之处，折射出那些生活的死角。但在具体描写中与前面列举的“曲笔”法仍然保持大体上的一致。性描写，依然是欲说还休。进入90年代，性爱主题几乎变成小说叙事的根本动力，到90年代中期，性爱主题显然携带着思想的力度走向文坛的中间地带。这一转变与90年代的时代语境和文化语境是分不开的。经过思想躁动的80年代，而又为后现代理论所熏染的中国文学，很自然地选取了“身体”作为叙事的突破口。 90年代的新生代作家们，赋予了性和身体以至高的位置。这不仅体现在对性意识的关注，对性的颠覆力量的重视，而且体现在随处可见的性话语上。不可否认，这种写作方式对长时期的“身体禁锢”是有颠覆作用的，并散射出强烈的反叛意识。陈染、林白、海男等女性作家的创作，不再执著于80年代的“男女平等”的人道主义主题，与男性处于对抗状态的主题已被消解，而代之以纯粹女性经验的叙事。“父”的经验被随时拿出把玩，完全失去了其原有的严肃性，并在讲述中充满了性的诱惑，如陈染在《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这样描述她与“母亲”的关系：“在黛二喜欢的词汇中，有很多令她的母亲恼火，其中一些是她的母亲终生也说不出的……比如：婊子。背叛。干。独自。麦浪。低回。妓院。”而男性作家如朱文则在戏谑父辈：“我说爸爸，你说的这些玩意，我的性里都有。”（《我爱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