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文学与“80后”概念

      确定“80后文学”的概念有一个很大的障碍，那就是媒体对“80后”的使用。媒体一方面促使“80后”在负面转向正面、非主流转向主流过程中，从小心翼翼逐渐趋向放心大胆乃至随意滥用的地步，同时又将“80后”简化为一个年龄段出生的中国公民群体的指称。且不论当下媒体“抓眼球”本能的驱动，就是在使用代际差异概念上，它对我们文学研究中的“80后”概念也造成了很强的复盖替代作用。为了便于文学研究深入进行，本文拟将文学命名与媒体命名的界限有所划定，并试图在对研究对象初步的把握中，界定作为文学命名的“80后文学”与“80后”的概念。

      一个不等同于年龄段的代际概念

      多年前，代际差异的指称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就被广泛使用，比如作协代表大会上的“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说法，就是表述自“五四”以来不同年龄段作家共居一室切磋创作的文学盛景，其中又以“归来派诗人”和“知青一代”共同组成的“五七大军”所呈现代际差异或称特点最为明显，前者以“右派下放”身份为特征，后者以“插队知青”经历为标志，前者多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后者多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这两个年龄段的作家群无疑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中坚力量，知青作家还延续至今成为主流文坛的核心人物。顺着十年一辈的区分，下来就到了“60后”：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一辈，歌手刘欢也曾出歌碟为“60后”歌唱；再下来到了“70后”，扳着指头也可以数上几个作家，比如知名度较高的慕容雪村、安妮宝贝、还有卫慧、棉棉等“美女作家”，但“70后”过场太匆匆，“蝴蝶的尖叫”毕竟显出单薄，作家群似乎也是“阴盛阳衰”，尚未形成对文坛更集中更持久的冲击力量，尽管他们已打出“七十年代人”的旗帜，但一个浪头似乎就过去了，而迅速复盖他们的则是“80后”这个更大更醒目的文学浪头。

      “80后”这个称呼最先出于何处，有待考证，但其所以迅速成为超出文学范畴进入社会视野的代际标志，却是与下述几个原因有关：

      1、现代大众媒体强有力的广泛传播，信息加速流动，流动中促成变化；

      2、文化转型期的作用，市场化、全球化时代的真正到来，中国人的意识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3、新媒体的广泛使用，比如网络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全面进入；

      4、文化消费与商业炒作的作用；

      5、“80后”这一代人自身的文化差异特征强烈程度远远超过“70后”、“60后”，并出现某种文化断裂迹象，表现在文学中也有观念方式全新的明显趋向。

      因为此种“断裂”，“80后”代际差异凸现，带动了全社会对于“50后”、“60后”、“70后”的指称流行，其实这里也就蕴含了人们对于“代沟”的关注与认同。

      然而，在我看来，文学研究领域的“80后”，仍然与社会广泛使用的“80后”有很大的不同，它是小于社会流行概念的，并非简单的指称1980-1989年出生的一代人，而是有如下的几个限定词：

      1、指出生并成长于大都市的青年人，即城市里的“80后”；

      2、一般指出生于中产阶层以上，相对富裕家庭的独生子女，即独生子女的“80后”；

      3、具有现代消费观念，融入时尚生活的青年人，体现出都市消费文化的精神，即现代消费的“80后”；

      4、乐于接受新媒体，在网络空间中自由穿行的青年人，因此1984年至1989年出生的“80后”，因为他们的青春期与1999年开始在中国内地普及的互联网保持完全同步，即新媒体的“80后”。

      第1点是“80后”的一条清晰界限，它似乎一下推开了出生于农村的广大青年，但我以为无论是作为“后现代文化”，还是“全球化”浪潮的产物，农村“80后”由于还处在温饱生存线上，他们即使已经进入城市，仍然在城乡徘徊的心态上与父辈没有太大的区别，更勿论某种文化承传上的“断裂”。

      一个青年亚文化的概念

      青年文化的背景，我在论文《论80后文学的文化背景》中已有论述，三年后，笔者强调的是：80后生人的青年文化以精神层面的某种“断裂”以及价值观的全面“裂变”为标志，而造成此种“断裂”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社会提供了比较深厚的青年文化基础与强大且独立的文化资源的支持。①作为与社会主流文化相对独立的青年亚文化，总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空间展示其不同程度的叛逆性。尽管民族、国家、时空的不同，但其文化精神本质以及与主流文化既反抗又妥协、既疏离又融合的趋势却是相近的。

      重读被誉为“垮掉的一代”文学之父杰克·凯鲁亚克的剧作《垮掉的一代》，仍然惊讶于作品的某种混乱的气氛，隔着半个世纪的岁月，隔着大洋彼岸的距离，我揣摸着凯鲁亚克的创作初衷。据说，作者使用“垮掉的一代”这一术语，源于对战后海明威的“谜惘的一代”的参考，但他的术语意义更积极，垮掉的一代是摆脱偏见束缚的“极乐”之人，因为垮掉的一代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即使跌下来也无所谓一落千丈，他们追求的是一种自由，一种不受任何束缚的自由，犹如飞翔，穿越时空。然为何生存？没有答案，存在只在此刻当下。②遥想1957年的美国，这位狂放不羁的剧作家所描述的一堆无意义的喧闹低俗的场景，传达出的也是一种青年亚文化的叛逆精神。文学确如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1933-2004)所言，是情感的、感觉的、非理性的，用同为女性的国内批评家李美皆的话说：是反智的。因此，这些文本更接近特定时空下青年人真实的情感状态。我在研究“80后”的今天，也就有理由将其作为精神文本“参照物”来比较当下中国“80后”写手们的作品，比如春树的《长达半天的欢乐》，比如韩寒的《光荣日》等等。在跨越时空的想象中，我又试图在崔健的“一无所有”到“80后”的“最大的痛苦似乎是迷惘”（莫言语），同海明威的“迷惘的一代”到杰克·凯鲁亚克“垮掉的一代”之间，找到一种对应关系，或者是一种相似的文化渊源和精神脉络。我相信，虽然时空不同，但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其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关系都完全可能有相似的呈现。杰克·凯鲁亚克已写入世界文学史，《垮掉的一代》也成经典作品，青年亚文化向主流文化的回流，其实也是主流文化保持生命力的一个资源所在。由此也可反证今天中国内地的“80后”不但有存在的理由，而且也有研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