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09)02-0096-05 一 在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中，《史记》文本占有很大的比例。据统计，在约180篇现代历史小说中，直接取材于《史记》的就有46篇之多，这只是一个大概的估算，而与《史记》具有间接关系的现代历史小说就更多了。可以说，所有历史材料中，《史记》和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从《史记》文本的角度研究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成为一个值得关注和开拓的研究领域。 研究《史记》和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关系，必然涉及互文性的理论问题。互文性是一种文本“间性”的理论，它把文本从以往独立自足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从文本之间的关系重新考虑问题。从广义的角度说，任何一个文本都成为文本无限联结中的一个环节，“任何一篇文本的写成都如同一幅语录彩图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转换了别的文本”；从狭义的角度说，“‘互文性’成为‘文’与‘他文’之间所维系的关系的总称”[1]，文本总是与其他文本保持着可识别的联系，文本的意义就是从文本之间的关系中表现出来。 从互文性的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与《史记》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历史诗学的转换。维谢洛夫斯基认为，历史诗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在于解释“诗的意识及其形式的演变”，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一些情节、母题及“诗歌格式”，一方面作为固定的格式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每个时代的人们用对生活的新的感受和体验丰富这些格式，并对其作出取舍[2]。现代历史小说与《史记》文本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后者在情节、母题、表现形式上形成的固定格式限制着现代作家的自由创造，使得他们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作出取舍；同时，现代作家把他们对现代生活的新感受，作为新的态度反映在现代历史小说中，从而发展了这些格式。这就启发研究者要从现代历史小说如何遵从《史记》文本的格式，以及现代作家如何在历史小说中表现出新的态度等方面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史记》文本向现代文学文本转换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作家的态度与观念问题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中的《史记》文本，取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和《陈涉世家》的就有10篇之多，因而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文本成为研究中的样本。 二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对《史记》文本的文学性转换，在形式上表现为对母题的组织与安排。维谢洛夫斯基认为母题是最基本的叙事单位，“是一种格式，它在社会生活的初期回答自然界到处对人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或者把现实生活中一些特别鲜明的，看来重要的或者重复出现的印象固定下来”[3]。母题既可以组成历史文本，表现历史意识及其观念，也可以在新的组织方式中构成文学文本。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区别不在于构成母题的不同，而在于母题组织形式——情节方式的差别。情节形式的不同既造成了二者的区别，也使得二者在相同的母题内涵上构成互文性的关系。 首先，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对《史记》中的人物性格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改动。《史记》中秦始皇，虽然“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但他臣服四海、君临天下的威仪无人能当。郭沫若的历史小说《秦始皇将死》同样以秦始皇为母题，但以秦始皇的生理病征为情节的故事构成把小说文本与历史文本区别开来。“挚鸟膺”即鸡胸，现代医学中是软骨症的症状，郭沫若据此把“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描叙成一个肉体和精神上的残废者，“他幼时是一位软骨症的孩子，时常患着支气管炎，所以他长大了来别人说他胸部和鸷鸟一样，声音和豺狼一样”[4]。秦始皇噬血的暴虐性和迷信神仙的精神特征，也因其身体上的缺陷所致。这样，秦始皇一生中所经历的主要历史事件，都被纳入他临死时回光返照般的“忏悔”中，如鸩死吕不韦、灭嫪毐、焚书坑儒等，历史上建立宏图大业的秦始皇，在郭沫若的小说中被内在化为一个有残废的、不值半文钱的庸人。《史记》中历史的、外在的秦始皇，在新的情节形式中转化为心理与精神的内在秦始皇。历史母题的不同组织形式，不但造成了人物的不同，也使得文本的意义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史记》中对人物历史意义的发掘及其历史哲学观念的表达不同，小说文本中注重对人物精神的深层剖析，这也构成其美学的主要特征。 其次，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与《史记》不同的情节构成形式，造成叙事重心的转移。在茅盾的《大泽乡》中，两个醉酒的军官取代了陈涉、吴广，成为叙事的中心。这样，在两个军官从醉酒到被杀的时间空白中，茅盾改变了历史母题的展现方式，他把原来使动式的展示转变为被动式的“听”与“闻”。这一转变，不仅使得历史母题在意识的层面上与人物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历史由外在的事件展示转变为人们内在的感知，文本由历史的客观叙事转变为文学的主观审美感受，而且还使得事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司马迁组织这一情节时，突出了陈涉在秦亡汉兴过程中的“首事”作用。该情节的一些基本母题，如行卜、丹书帛置于鱼腹、夜狐鸣等，显然包含投机与欺诈的贬义色彩。茅盾组织该情节时，打破了历史叙事中王朝更替的链条，强调阶级压迫与“闾左”贫民自发性革命行动的因果关系。他把陈涉、吴广的作用降到最低点，只进行了侧面表述，因而他们的密谋母题，在整个事件中就失去了重要性，不再起到“威众”的作用。作为富农阶层出身的军官及其代表的整个统治阶级，与以九百戍卒为代表的所有失地农民的对立成为《大泽乡》的主要情节，茅盾据此发掘出“农民的实际的革命要求和行动”；小说中充满的“暴风雨的气息，反抗的热情”[5]，正是从这种对立中表现出来。叙事重心的转换改变了历史事件的性质，由此产生了与原历史文本截然不同的叙事审美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