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9)01-0050-06 研究现代通俗文学必须“熟读上海”，特别是清末民初的上海社会。而当今“海外上海学”也已成为一门“显学”，更为我们提供了若干优秀的研究上海的佳作。《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1]（以下简称《霓虹灯外》）是华裔历史学家卢汉超所写的一部再现上海清末民初社会的历史学专著。它阐释的主要对象是在闪耀的霓虹灯光照之外的上海“石库门里的小市民”与“棚户区里的贫民”们的日常生活。这部专著在海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好评如潮，甚至被称为是“一本辉煌的著作”。美国最权威的历史学刊物《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评价道：“这是关于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城市内日常生活的一份巨细无遗、具有启蒙性的、令人读之津津有味的报告。”[1]西方史学界认为对它的评价甚至高到再怎样隆重推荐也不为过的地步，视为是一部地方史的典范之作。因此，在2001年荣获美国城市史研究会两年一度颁发的最佳著作奖，也是该研究会第一次颁布给华裔学者的大奖。中国的历史学家熊月之也在他主编的15卷本《上海通史》的“导论”中，盛赞这部专著“为上海史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领域”[2]。在这部专著中，既对研究对象的物质生活、同时也对他们的精神生活进行了详尽而有说服力的考察。而我有感而发的是，关于小市民读者与“亭子间作家”之间为什么必然有某种隔阂，以及为什么通俗作家却与小市民们之间有一种天然“亲和力”的话题。 一 在精英作家的评论中，我们常可以看到他们对“小市民”读者之不读新文学作品感到失望与焦虑，因此也就“怒其不争”；于是就在他们头上“重重地”扣上了“封建”这顶帽子。例如茅盾因市民争相观看《火烧红莲寺》电影，而斥责他们热衷于“封建的小市民文艺”。除了《火烧红莲寺》外，他认为“小市民文艺另有一种半封建的形式，那就是《啼笑因缘》。”①好像我们从来没有考究过，为什么精英作家喜欢将“小市民”这个名词作为一个“蔑称”，而对其“嗤之以鼻”。这或许是源于高尔基所写的剧本《小市民》，剧中的主人公别斯谢苗诺夫是个庸俗而空虚的人，而我们又在“小市民”的头上冠以“封建”两字，作为一种狭隘、保守、自私、无聊、迷信的庸众的代名词。“小市民”们在观看《火烧红莲寺》时那种狂热的态度，也许是极为可笑的；可是精英作家也许没有想过，在不久之后的抗日战争中，那种支配“庸众”们在电影院中狂呼的善、恶、邪、正的爱憎感，就是他们在前线战壕里义无反顾地献出生命的动力。 《霓虹灯外》将“小市民”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作了极有学术价值的阐发。因此，本文就根据这本著作，先来弄清楚与文学很有关系的“小市民”这个名词的内涵。卢汉超认为，“小市民”这个名词被到处运用，其实它的含义是模糊不清的。每个人都知道“小市民”是什么意思，却没有人说得清它到底代表了些什么。他解释道： “小市民”是一个统称，通常用来形容城市中那些位于中等或者中下阶层的人们。这个形容其实不见得准确，就好像我们习惯上给社会各个阶层分类一样。“小市民”的含义比较模糊，很难说清哪些人属于这一类而哪些人不包括在内。位于社会顶层的精英和处于社会底层的穷人们从来不会被称为“小市民”，它仅仅用来指称那些位于这两个阶层之间的人们[1]48。 而位于这两个阶层中的人们，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职员”，因此，职员阶层当然可以归属为“小市民”。卢汉超根据有关数字的统计，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大约有250000到300000人从事职员工作，如果算上他们的家属，这个数字不会低于150万人，而当时上海的总人口是350万人，那么这个阶层就占了当时总人口的40%。 工人阶级在我们的心目中往往被塑造成统一的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形象，但是卢汉超告诉我们：“小市民的另一主要部分是工厂工人。”[1]50他介绍了近期经国外学者的调查研究的成果得出的结论，中国劳工阶级的“产业工人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群体，他们因个人的出身、工作的种类和自身的性别而有种种层次与差别”[1]50。他从工人们的不同居处来区分他们不同的经济地位，以及由经济地位不同而影响到他们的某些思想意识： 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上海工人住房类型主要有三种，即里弄房子或石库门房子、老式平房、棚户区。在对76218间工人住宅的调查中发现，里弄房子也是上海小市民的典型住宅，占37%。这类房子上海随处可见，是大约一半的上海工人和他们家庭的住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工人家庭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阶级兄弟”——临时工、长工、各类没有技术的劳力有很大的不同。后者因为贫困，只能在城市边缘聚居，被住在石库门而心满意足的小市民轻蔑地称为乡下苦力或“乡巴佬”[1]51。 为什么他们一住进里弄或石库门就会感到“心满意足”了呢？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也是过去从乡下来的移民。他们带着过安定生活或者能发大财的梦想来到了上海，可是他们一到上海才知道“上海居，大不易”。他们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合适居所，他们甚至羡慕蜗牛有自己随身可以携带的“房子”——身上所背的“壳”。他们中的极大部分人也曾经住过“棚户区”，但是正像《霓虹灯外》第3章的题目《逃离棚户区》一样，他们有了技术与较为固定的工作之后，就逃离棚户区而住进了石库门，尽管他们大多也不是一家住一整幢房子（上海最先造的石库门是三开间或两开间，由于地价昂贵，后来大多是单开间，主要的结构是一上一下，还有亭子间和灶披间等，至于以后搭出各种各样的阁楼与夹层之类就层出不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