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薇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的当代文学意味着什么？ 王蒙 你知道，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古国，中国人看重文学，如曹丕所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是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文革”，使中国文学处于被消灭的境地，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作家重新获得了工作的条件，新的作家大量涌现，文学的禁区，一个个被打破。1949至1966年十七年出版过二百部长篇小说，而现在一年的长篇小说就有上千部。大量的当代中国作品翻译到国外，我所知道的，莫言被译的作品最多，我可能是老二吧。过去只有极少作家有在国外旅行的经验，现在作家出访非常平常，我已经访问过六十多个国家与地区了。 田薇 您认为上述的文学交流对于提高中国当代文学的质量有什么样的意义？ 王蒙 我有一个观点，翻译介绍的来自外国的文学，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文革”结束以来，像卡夫卡、海明威、加西亚·马尔科斯、博尔赫斯、钦吉兹·艾特马托夫（原苏联）、略萨、米兰·昆德拉，还有法国那个女作家叫什么名字来着？她描写一个法国女人与一个越南青年的爱情，王小波特别喜欢她。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有极大的影响。马尔科斯提供了一个把不发达的、异域情调的生活经验艺术化的范本，你可以从王安忆、莫言、韩少功、余华等人的作品中看到他的身影。 田薇 中外都有批评家认为当代中国文学中缺少鲁迅、沈从文式的大师，是这样吗？原因何在？ 王蒙 几乎可以用同样的语言讨论外国文学，谁能告诉我，谁是现在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巴尔扎克、德国的歌德或者西班牙的赛万提斯呢？让时间来考验一切与说明一切吧。现在还不是为当代中国文学打分的时候。一次余华先生被学生问到类似的问题，他为当代同行叫了冤，他说，我们的最大弱点是还没有死，其实与前辈作家相比，我们写得好得多。哈哈，这也算一种不同的声音吧。 田薇 什么样的作家可以算作大师？产生大师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条件？ 王蒙 大师就是师傅，各行各业都多得很，没有啥了不得的，是中文，一个“作家”，一个“大师”，把人搞晕了。有些朋友正是在以嗷嗷待哺的心情期待一个精神领袖，一个献身的楷模，一个弥赛亚式的文学大师的。即使是沈从文等，也没有定论。至于产生大师，主要与个人条件有关，而与政治经济环境关联不大，历史上最惊人的是沙俄尼古拉皇帝期间，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涅克拉索夫、冈察洛夫……的阵容，令人惊讶，无与伦比。难道这是由于尼古拉沙皇给俄国创造了历史上最好的文学环境吗？沙皇对于这些文学大师的主要贡献是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如果一位中国同行不是大师，恐怕是由于自己没有出息，恐怕不能由政治经济社会条件负责。另一方面，文学大师太多，对于普通百姓一定是好事吗？有许多幸福指数高的国家，文学其实是一般般。 田薇 您自己作品的写作标准是什么？ 王蒙 我的标准是多种多样的，因为我写各式各样的东西，包括诗歌、小说、长篇小说、评论、古典文学研究等。但我总是有了自己的不同的话才去写，我就是我，我绝不追随谁。我写的是千遍万遍感动了我自己的东西。早在50年代，我的作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英国出版的时候，编者就说过，王蒙有一种不同的风格。不同，这就是我。 田薇 您认为现当代中国作家中谁的影响最大？你个人对于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有什么感受？ 王蒙 鲁迅的影响大，当然，那也是他死后的事，而且他的影响是由于毛主席的推崇才达到今天的地位的。整个来说，中国的左翼文学对于中国革命的推动，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国民政府到了台湾以后曾经极端地严防死守，不让左翼文学进入台湾，当然，这早已时过境迁了。 我个人年轻时非常渴望被注意、被议论，全国讨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天上飞一样。这当然是一种享受，听到众人齐说王某人。现在，早没有这种小儿式的趣味了。文学是个需要看长期的活儿，需要暗中使劲，需要更多地看未来。 田薇 您怎么样描画您与一般作家和政治的关系呢？ 王蒙 一个作家一个样子，一个遭遇，一个命运。我从十一岁起就与中共在北京的地下组织建立了固定的联系。我在差五天才十四岁时已经成了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我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当时还不叫共青团）工作干部。然后二十三岁时在政治运动中“灭顶”，我被极左政治封杀了二十多年。1979年恢复了政治名誉，1982年担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85年到1992年任中央委员，1986年至1989年任文化部长，1993年至2008年任政协委员、常委。我怎么可能不紧密地参与、关心政治生活呢？我是积极的参与者，是身临其境，不论是好境或者不太好的境的人。我相信政治家与作家都可能是激情洋溢的理想主义者。同时，我要告诉你，我是真正的作家，我充满写作的冲动与艺术感受，我对于语言、形象、虚构、抒情有太多的爱。当然作家特立独行与感情充沛，也有与政治斗争需要不一致的地方。在文化部长的经历之后，我更多地是投入到写作里，这更适合我的性格与选择。我为此而感到幸运和快乐。 田薇 您是很少数的一个当过文化部副部长的作家，您回顾这方面的经验，感觉如何？ 王蒙 你怎么会认为我是副部长？不，我曾经是部长。我尽了我的努力，成为作家艺术家与党的桥梁，我起了一点健康的作用。我也尽可能地推动改革与开放，例如我主持了对于帕瓦罗蒂与普拉西多·多明哥的接待，我与各部门联合做到了营业性歌舞厅的开放，我们也制定了艺术团队的改革的规划等等，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同时，从第一天起，我随时准备着回到书桌前来。为此，我也多次向中央领导提出，离开官位，回去写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