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原名雷达学,1943年出生,甘肃天水人。196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历任《文艺报》编辑组长,《中国作家》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研究员。茅盾文学奖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评委,鲁迅文学奖多届评委。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兼任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近年先后被授予甘肃省文学院荣誉院长,东莞文学艺术院名誉院长等荣誉职位。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论文集《小说艺术探胜》《蜕变与新潮》《文学的青春》《民族灵魂的重铸》《传统的创化》《文学活着》《思潮与文体》等共8部,260万字。著有散文集《缩略时代》《雷达散文》等。其多部论著和多篇论文如《灵性激活历史》《为什么需要和需要什么》《思潮与文体》等获得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当代文学优秀科研奖,上海文学奖,北京文学奖,钟山文学奖,作家奖,昆仑文学奖,等等。其散文《依奇克里克》《蔓丝藕拾》《王府大街64号》等获全国报纸副刊银奖,铁人文学奖,中华文学选刊奖,并有多篇被选入百年经典散文选本。独立主编或共同主编了大型图书《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现代中国文学精品文库》《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等。2007年,其论文《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理论评论奖。 一、设奖来由 据我所知,茅盾文学奖的历史可追溯到1945年。那年在重庆为茅盾举行了“五十寿辰和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在6月24日庆祝会上,正大纺织厂的陈钧经理委托沈钧儒和沙千里律师将一张十万元支票赠送给茅盾,指定作为茅盾文艺奖金。茅盾在接受捐款时表示:自己生平所写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不多,常引以为憾,建议以这些捐款,举行一次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短篇小说有奖征文。按照茅盾意愿,“文协”为此专门成立了老舍、靳以、杨晦、冯雪峰、冯乃超、邵荃麟、叶以群组成的茅盾文艺奖金评奖委员会,并在《文艺杂志》新1卷第3期和8月3日的《新华日报》共同刊出了“文艺杂志社”与“文哨月刊社”联合发出的“茅盾文艺奖金”征文启事,规定征文以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速写、报告为限。这次征文经评选产生了一批较好作品。 1981年3月14日,茅盾先生病危,他在口述了给中共中央请求在他去世之后追认为中共党员的信之后,又口述了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信: 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两周之后,茅盾先生就去世了。25万元与现在哪怕随便一个明星和款爷的收入零头相比,也还是少得可怜,与贪官们贪污和动辄挥霍几千万、几个亿的数字相比,如九牛一毛,但在1981年的中国,25万元可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茅盾先生肯将一生积蓄和盘托出,心同日月。1981年成立了茅盾文学奖评选小组,此奖的设立旨在推出和褒奖优秀长篇小说作家和作品。第一届初选小组的人是丁玲、艾青、冯至、冯牧、张光年、谢永旺等。这样的阵容,显然比现在的初选小组要豪华得多,大有将军打冲锋之势。茅奖起初就用茅盾那25万的利息运作,现在当然不够,从筹办、征集、评审及奖金,费用由国家来负了,因为它已是目前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大奖。一个获奖者实得奖金也许不如一家刊物所设奖金高,但它的声名和荣誉是无形资产,后续的经济回报也是比较可观的。 二、评奖概况 至今,茅盾文学奖已评了六届①,第一届获奖作品是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魏巍的《东方》、莫应丰的《将军吟》、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古华的《芙蓉镇》、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第二届是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修订本)、刘心武的《钟鼓楼》。第三届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凌力的《少年天子》、孙力和余小惠的《都市风流》、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第四届是王火的《战争和人》(一、二、三)、陈忠实的《白鹿原》(修订本)、刘斯奋的《白门柳》(一、二)、刘玉民的《骚动之秋》。第五届是张平的《抉择》、阿来的《尘埃落定》、王安忆的《长恨歌》、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第六届是熊召政的《张居正》、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张洁的《无字》、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宗璞的《东藏记》。 这些作品中还是有一些能留下来的。比如,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所、北京大学以及一些网站所作的调查发现,文学类,长篇小说的第一名竟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是一部承继革命现实主义精神但又有很大更新的典型文本,路遥从他的文学教父柳青那里确实学到了不少精髓,在写法上却接近批判现实主义的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模式,写了1975-1985十年间的陕北农村及城乡交叉地带的编年史。我们看到,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一旦诞生了新的个体意识觉醒的生命,就使这部作品有了惊人的强旺的生命力;还因为它表达了最底层的、弱势的、边缘人的真实本色的存在和挣扎图强的生命意志,它便是植根于大地的,有血有肉的,作者是用心灵和诚实写成的,它能够跟普通生活中的正常人的心灵发生共鸣。只要想想孙少平与郝红梅永远是“最后打饭的学生”的那种窘迫,想想主人公外在的贫穷与内心的高傲,我们就无法不为一种苦难的美而感动。当然书中也有对“官”的仰视和比较轻易的理想主义。路遥是我的好朋友,这书出来以后,他希望得到我的好评,但当时我对这个作品的反应比较冷,我甚至给他讲,你这个作品没有超越《人生》,你只是把《人生》的高加林在《平凡的世界》里分成了两个人,一个是留在乡下的高加林,一个是进了城的高加林,一个叫孙少安,一个叫孙少平,横的面是展开了,纵深面却开掘不够。现在看来是我部分地错了,我对这部作品厚实、顽强的生命力,特别是它的励志价值认识不足。当时我觉得高加林、孙少平就像中国农村的于连一样,介于鲁迅的启蒙主义者与西方资产阶级兴起时期的自我奋斗者形象之间,或者既像于连,又像保尔,还有点像堂吉诃德。平凡的世界不平凡啊,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侧重于传统现实主义的作品能拥有这样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