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启治在《是是非非说“寓言”》①一文中，讲述了《当代》杂志未能刊发张炜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的幕后故事：时任《当代》副主编的何启治与青年编辑洪清波都主张刊发，但由于主编秦兆阳的反对意见，这部小说没有能够在《当代》发出。而当这部小说不久在《收获》杂志1992年第2期上发表后，却很快就获得了文学界的广泛认可，并获得了第二届上海中长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的一等奖。这一事实，让一般人都会对秦兆阳产生“保守”的印象，而这一印象又与他在1950年代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所形成的“开明”形象产生了极大的反差。 那么，我们应如何认识秦兆阳的文艺思想？从50年代到90年代，他的文艺思想是否发生了大的变化，为什么从“开明”变为了“保守”呢？我们该如何理解秦兆阳的“现实主义”，进而在一般的意义上，我们该如何认识“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以及它所承担的责任？ 一 《九月寓言》与“现代主义”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秦兆阳之所以反对刊发《九月寓言》，并非出于私心或其他个人原因，而是由于这部小说与他的文艺理想不符；他漏掉《九月寓言》固然可惜，但同时，与他50年代在《人民文学》、70-90年代在《当代》对中国文学界所做出的总体贡献相比，这一“失误”至少是可以原谅的。所以我们关注这一事件的重心，不应过多纠缠于个人的责任，而应该从总体上反思，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一“悲剧”，在其背后，在社会与文艺思潮上发生了怎么样的转变，这一转变在“新时期”以来，或者说在“新文学”发生以来，具有怎样的价值与意义，而对我们今天又有着怎样的启示？ 在何启治所保留的信中，记下了秦兆阳关于《九月寓言》的十条意见，其中代表性的有：“这种‘寓言’中的生活状态跟解放后实际的现实情况是绝对矛盾的。”“作者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要表现农民的‘原始生命力’……这是不是有意无意之间透露了作者对解放后农村历史的片面认识”。“这种描写(强调农民的‘苦中乐’)看似歌颂了农民的乐观精神，其实是抹煞了农民要求出路的阶级本性；更重要的是抹煞了有组织有领导的理性作用的必要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的真实性”。“总之，作品的问题在于：寓言的虚构与生活真实的矛盾；从哲学上讲则是‘抽象人性论’‘人命意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矛盾；从政治思想上讲则是偏颇思想认识的表现”。“最后村子沉沦，寓意何在？”“凡是寓言，所寓之意皆是来自生活(受到生活启示)并且针对生活，否则就不需要写作寓言，至于所寓之意是否正确则是另一回事”。“读作品必须分析其内在逻辑性——包括生活内容的逻辑性、作者思想的逻辑性、艺术结构和情节的逻辑性”。“《红高粱》不是寓言，是浪漫主义意味的小说，没有‘寓言何在’及‘影射’的问题”。“寓言——这种艺术的特点也值得研究……《九月》在假托性和寓意性两方面经不住审视和思索”。“解放以后的农村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慎重研究的问题”②。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秦兆阳的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小说描写的“生活”及其“真实性”表示怀疑，尤其与“解放以后的农村实际情况”对比，认为小说表现得不真实；其次，在于小说所体现出的“片面认识”、“偏颇思想”，他认为小说中的“抽象人性论”、“人命意识论”，抹煞了农民要求出路的阶级本性以及“有组织有领导的理性作用的必要性”；再次，是他对小说采用“寓言”这一艺术形式不满，他认为这部小说所寓之意是“针对生活”的，并且在假托性和寓意性两方面都不成功。 我们可以看出，秦兆阳评价小说的标准是“现实主义”的，而且这种现实主义是一种“有倾向的现实主义”，或者说是一种(非典型或个人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要求生活的真实与思想上的“倾向性”相结合，既要求日常生活细节的真实，也要求在总体上与“实际情况”相符合，并要探索未来的“出路”。从这些基本的层面来看，秦兆阳90年代与50年代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等文章中所体现出来的文艺思想并无太大的差异，所不同的只是现实语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而他的命运与“形象”也大不相同，在50年代他被批评为“修正主义”(因此而被打成“右派”)，新时期初期被视为文学界“思想解放”的先行者，而在90年代则成了“落后”、“保守”的一种表现。 在这里，可以说涉及到两次“转型”。一次是新时期之初的“转型”，“文革”结束后，左翼文学③的“激进派”失败，在十七年时期被批判过的左翼“主流派”与各种“非主流派”④重新获得了合法性与话语权，于是50年代被批判为“修正主义”的秦兆阳，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但很快他们又迎来了另一个“转型”。如果说前一个转型是在左翼文学内部，或者说是在“现实主义”内部发生的，那么新的转型则涉及的范围更广，它不仅对左翼文学本身构成了挑战，也对“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方法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挑战，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一文学范式的追求与方向，而以一种新的范式取而代之。这主要包括：强调文学的精英化，而否定文学的“大众化”倾向；强调文学的“独立性”，而否定它与政治的联系；强调文学的形式、语言、叙述、技巧等因素，否定“内容”的重要性；强调文学“走向世界”的方向，而否定“民族形式”等方面的探索，等等。 这一转型在80年代初即已初露端倪，而在1985年左右形成了真正的转折，对于徐星、刘索拉、马原、莫言等人作品的赞扬与批评，以及随后“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的风行，可以说构成了一种分水岭。而《九月寓言》的出现以及秦兆阳的反对意见，可以说是一种迟到的“交锋”。对于秦兆阳来说，他的尴尬之处在于，他是在以旧的文学范式或评价标准来评价新“范式”中出现的作品，虽然他的初衷与文艺理想不无合理之处(下面我们将展开论述)，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则不免成为了一种“落后”或“可笑”的形象。而这不仅是命运的悲剧，而是时代转型所带来的一种“思想”的悲剧，这一状况也不仅发生在他个人身上，而广泛地存在于那一代文学工作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