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小说塑造了不少人物形象,其中对“地主”形象的书写更是开创了一种写作路数,内含着丰富、颇具玩味的历史内容。细究起来,我们会发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两个时期,解放区作家对“地主”形象的刻画经历了一种整体性的情感“调整”。 峻青的小说《水落石出》中的地主陈云樵横跨了这两个时期,处于这两个时期的交接处。分析这一作品和人物,有助于我们认识“地主”形象所经历的这种嬗变。 从表层结构来看,《水落石出》写的是一件谋杀案的侦破过程。情节比较曲折,采用了倒叙手法。起首是山东昌邑县积善庄的农救会长陈福一家遭人暗杀,先前上级派遣来的林华同志展开调查,但一无所获。后来,区农救会长老周介入此案调查,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终于揪出恶霸地主陈云樵及其帮凶现任村长陈五。案件终于“水落石出”,原来事实真相是:解放区复员军人郑刚回乡,发动群众欲斗倒所谓的“开明士绅”陈云樵,陈云樵惊恐万分,在“蒋匪军”占领昌邑城时密告了郑刚。后来在“蒋匪军”逃跑之际,伙同时任村长的陈旺以及陈福、陈五活埋了郑刚。但陈福因罪恶感而精神失常,于是陈云樵又同王开杀人灭口,并欲毒死被解放军抓回来的陈旺。这一切阴谋最终被识破,解放区“云散天晴”。 陈云樵这个“地主”形象便是在上述情节中塑造的。在中国,“地主”这个词古已有之,而对“地主”从阶级角度进行直接定义的,却始于1933年10月毛泽东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他认为“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①。峻青也正是如此进行地主形象的塑造的,只不过陈云樵这个地主形象,由于处在一个变动的历史状态中,要显得更复杂一些。 一 幕后隐身——台前现形 这篇小说最初发表于1947年4月的《大众报》,是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时期书写的“地主”形象,主要写的也是1947年2月间的事情,但故事的时间涉及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随后的“反奸清算”运动。 小说分为七个部分,前六个部分的叙述中很少看到陈云樵的身影。他只在枪毙投敌分子陈旺时慷慨陈词,以及在第六部分结尾处在主席台上露过一次面。可以说,他一直是一个“隐身人”。在整个案件的调查进展中,也都与相关人事没有直接牵连。但到了第七部分,在回溯案件中,陈云樵渐渐露出了水面,我们才看清楚陈的种种丑态的“表演”。之后陈本人也主动走到前台。最后他在主席台上被活捉就具有某种隐喻意义:隐身人终于在众目睽睽下现出了原形。一切恰如小说标题所示——《水落石出》。可见,地主陈云樵经历了一个由幕后到台前,从隐身到现形的过程。 陈云樵性情确实也不喜欢抛头露面,日本人占领期间叫陈凤翔出来当村长,八路军建立民主政府又让贫农陈旺做村长,而这些人都受其幕后操控。这一点小说中有清楚的交代:“实际上,他却掌握着积善庄的一切大权。一切坏事,都是他的主意。可是一切诅咒和憎恨,都落在受他支配的人的身上”②。陈云樵仍旧做着“善人”。这一切原本和风细雨。但复员军人郑刚的出现却打破了这种平衡,也搅乱了陈云樵的处事方式。陈云樵显然无法从容了,他不能再袖手指挥。他亲自出马,设计将郑刚送进县公安局,但却被无罪释放。国民党军队攻进昌邑时,他写呈文密告郑刚。在国民党军队兵败退走之际,又与同伙亲手活埋了郑刚。陈云樵逐渐走到了前台,并亲手干了这一桩桩罪恶,彰显了地主阶级之“恶”。 这种地主由“幕后隐身”向“台前现形”的姿态转变,无疑容纳着对地主地位的一种重新认定。在解放战争期间,对地主特别是以前被赋予“开明士绅”称号的一群人怎么看,这是当时政治和小说创作都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峻青在《水落石出》中对此也做了某种解答和阐释。“幕后隐身”的表现方式显然并非说地主陈云樵没有罪恶,而是指其隐藏得很深,才蒙骗了干部和群众,也才混上了“开明士绅”的称号。但问题是,陈云樵怎么就能在革命政权里堂而皇之地骗取“开明士绅”的称号呢?如果骗取之说是成立的话,那么革命政权的正确性和权威性何在?这是个在政治理想、情感逻辑乃至具体的操作技术上都必须直面的问题。 作者也显然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在小说的具体写作中,峻青或明或暗地反复强调遭受蒙骗的干部林华。“说起这个林华,他是参加革命工作不久的知识分子”,这是作者对登场人物的一句话式的简介。“工作不久”自然不够成熟,而“知识分子”的身份则更令人起疑。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知识分子”曾做过明确的判断:“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③。知识分子被确认为沾染着从娘胎里带来的各种毛病。小说中的林华就是这样:他脱离群众,工作积极但躁动,思想意志不够坚强等等,这一切最终都被作者指向了“知识分子的架子还没有完全放下”。他为陈云樵的“障眼法”所迷惑。这种身份所显示出的稚嫩和缺点,说明连林华本人都需要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