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力》是李广田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小说创作的一项重要收获①。由于种种原因，问世六十余年来，这部颇具特色的作品，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研究和重视。虽然作品发表不久，李长之即有一篇《评李广田创作＜引力＞》，发表在1948年5卷5期的《观察》杂志上，但此后《引力》在国内文坛所得到关注和研究，却一直未能越过该文。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战后的日本，它所引起的反响却令人惊异地热烈：“先是日本的中国研究所出版了冈崎俊夫的节译本，后来，《中国语杂志》又发表了吉田浩的另一节译本。1952年，岩波书店出版了冈崎俊夫的全译本，截至1959年4月，一连再版11次。”②日本的学术界和文艺界，也不断有评论文章发表，从不同角度对《引力》及其对日本读者的意义做出论述。“日本的研究者们认为，一部现代中国文学作品，有如此出版数量，在日本是罕见的。”冈崎俊夫节译本《译后记》云：“小说震撼我的心灵，中国民众慷慨激昂的亡国哀痛，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凡此种种都表露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如此描述，既不是作家刻意雕琢，也不是渲染夸大”③。这种“使日本读者受到强烈的感动”的民族情怀，不仅像中岛健藏所说，“对日本读者起了‘苦口良药’的作用④，而且在五十年代初美军占领之下的日本，获得一种特殊的精神共鸣。⑤” 对此，丸山升在其《战后五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回顾》一文中，曾经有这样的论述： 一进入1950年前半期，对战争的悔恨和对中国的负罪意识的要素中，又增加了新要素。从这稍早些时候开始，美国在日本的占领政策发生转变。因为中国通过革命实现了社会主义化，对美国而言，有着比日本的民主化更重要的事情。美国从将韩国、日本、台湾作为所谓的反共堤防、前线这一世界战略出发，把占领政策的重点从推进日本民主化，转移到不惜保存旧势力的反共政策。……在那样的状况下，日本人才开始把美军作为占领军来认识。从中，产生了对法国的抵抗文学、中国的抗战文学的共鸣。也就是说，一样是阅读相同的抗战作品，与战后不久的认识方法——日本在那场战争中到底干了哪些残酷的事——相比，这次更在于把描写抗日战争的中国文学作为对压迫者、侵略者的抵抗来把握，产生了倾注共鸣地阅读这种新的要素。例如，法国文学中的韦科尔的《海的沉默》，摩尔根的《人间的象征》等，都由岩波书店出版而被广泛阅读。与此同时，一度出现了阅读中国文学的状况。 《四世同堂》也是其中之一，特别突出的是李广田的《引力》。它属于“岩波新书”系列，但与那时“岩波新书”中的其他一些中国文学作品相比，读者的范围应当广泛得多……总之，这是一本非常广泛地唤起共鸣的作品。⑥ 《引力》之受到日本读者的喜爱，有着复杂的原因。丸山升所说的那一种与1950年代日本政治有关的读法，自然只是其中之一。其实，早在1952年，奥野信太郎在《读〈引力〉》一文中就曾谈到过这样的看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深信美国的占领政策会使日本民主化，后来却显出了使日本军事基地化、殖民地化的意图。一旦施予的自由逐渐减少，日本人就有了被压迫国民的感情，于是同小说发生了共鸣。”⑦立间详介则在《读小说〈引力〉有感——反抗的起点》一文中更明确地说：“读罢《引力》，我冲口而出的一句话是：‘反抗’……。‘反抗’，不单是嘴里讲，而且得有行动。”⑧作为一部描写侵华战争的作品，《引力》之引起邻国(也是作品中的敌国)读者的“共鸣”，首先却在它所表现的那样一种民族意识和反抗意识，这当然是一桩很值深思的事。 然而，在我看来，仅仅从外部情境所引起的“共鸣”作用上去解释《引力》在日本所引起的这种热烈反应，显然还远远不够。因为它还不能解释为什么另外一些作品，不能得到同样的对待。《引力》之引起日本读者的重视，还应有更内在的原因。那就是它在表现民族意识时所表现出的，既不“刻意雕琢，也不是渲染夸大”的态度。同样是丸山升，在谈到《引力》的所唤起的广泛共鸣时，还曾提到，对于它当时还存在另一种读法：“桧山久雄在当时的《新日本文学》上发表的书评说：‘对于李广田的《引力》，我的朋友们——即一些与中国文学无关的人说，那些作品与通常所谓的中国的人民文学的味儿完全不一样啊。’”⑨“不一样”在什么地方，文本中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但在我看来，正是这个“不一样”，才是它一方面受到外国的读者的欢迎，另方面又在国内颇受冷遇的重要原因。认识到这个“不一样”，不但可以使我们对《引力》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而且也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的抗战文学传统增加一些必要的了解。 中国文学对抗战生活的表现，有一个演变过程。不同阶段的文学，所呈现出的战争记忆及历史态度亦有所不同。为了便于看清问题，我曾经把它粗略地分为四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为抗战中，即从“9·18事变”到抗战胜利14年间产生的文学作品，如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丘东平的《第七连》等，铭刻和呈现的，多为亲历者的体验和经历，同时也是未经充分反思的历史记忆。第二阶段为抗战后，即40年代后期几年中的创作。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产生于该时期的作品中的很大一部分，如巴金的《寒夜》、钱钟书的《围城》、废名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老舍的《四世同堂》等，往往都不直接以抗战为题，或者不从正面展示战争的血与火，然而，从更深的层面看却都同样铭刻和呈现着战争影响于中国社会、人生的最深切的印象和记忆。第三阶段，即1949年以后的创作，如《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苦菜花》、《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鸡毛信》等，在一种当代生活的背景的影响下，其突出的则更是战争的民族解放意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第四阶段，即80年代以后的创作，如《血战台儿庄》、《红高粱》、《大捷》、《举起手来》、《紫日》、《鬼子来了》等，一方面延续了当代抗战文学的英雄主义主题，另方面不断挖掘和呈现历史记忆中那些被有意无意遗忘或遮蔽的部分，更加突出历史和人性的复杂。日本学者所说的“人民文学”，主要指的应该是抗战期间及50-70年代中国文学中那些以英雄主义为基调，正面表现抗战期间民族冲突和民族斗争的作品。2005年8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于香山召开的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陈晓明、孟繁华先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现当代中国的抗战文学提出批评，指出中国现代抗战文学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它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将敌人“鬼化”或“妖魔化”的问题。⑩他们所说的抗战文学，其实也主要指这两个阶段中这一类型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