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谈的内容，或许会触动过往的文学史家都绕开的话题，多少有些另类的。 改朝换代，本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现象，每当在此种历史转折时期，也总会出现一些忠于故国、思念故土的作家、作品，史家往往予以肯定，尤其是对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遗民文学，在近百年兴起的《中国文学史》论著中，更以为是“爱国主义”文学，十分崇尚。 整整一百年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喊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发动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延续千年的封建帝制，20世纪的中国从此开始了战乱频仍、灾难深重而又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时代不同和变革性质的差异，也因为有着对“异族”的复杂心理，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研究中，一反以往对于元末明初、明末清初遗民文学的一贯态度，对于清末民初经历历史巨变后，专写满族悲情生活的“遗民文学”，诸多学者几乎均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即使现如今盛谈“重建文学史”、“重写文学史”的时候，也极少见有倡导者从少数民族文学角度加以论述的。 实际上，千百年来的民族融合，早已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新世纪文学史研究拓宽的领域里，正确阐述各民族的文学贡献，更应是不可或缺的。仅就民国文坛来说，就可以看到有一批满族知识分子，在国破家败之后，依靠卖文维生，艰难地走上了中国新文坛，他们继承本民族擅长小说创作的优秀传统，和着血与泪，为“驱逐鞑虏”之后，在逐渐实现民族融合中，失去了自己文字、语言以及民俗的自身民族，留下了抹不掉的历史记忆。 本文暂且从三位作家谈起，他们是，人们最熟知的著名作家老舍，以及近年又重为读者接受的武侠小说作家王度庐，还有一位是至今仅在东北文学界提及的报人作家穆儒丐。先看一下他们的身世：穆儒丐，光绪十一年(1885)6月17日生于北京健锐营，满洲正蓝旗人。1911年辛亥革命时26岁。老舍，光绪二十五年(1899)2月3日生于北京小羊圈胡同，满洲正红旗人。辛亥革命时12岁。王度庐，宣统元年(1909)7月29日生于北京后门(地安门)里，满洲镶黄旗人。1911年辛亥革命时2岁。三位作家均可算作曾经是清朝的满洲旗人，现在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来论说，并不是非要给他们贴上“遗民”标签、硬要说他们的作品是“遗民文学”，只是，他们虽然各属不同的年龄段，各有不同的思想与经历，却均处于本身民族的重大历史转变时期，不可避免地都在自己作品中，表现出独特的民族悲情，这就是本文所要关注的文学现象。 最先直接身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冲击的，当然是年纪最长的穆儒丐。由于19世纪末叶，清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教育改良措施，穆儒丐自幼接受传统的八旗教育，后来，进了维新学堂，并被派送日本留学，一直是沐浴着清王朝的皇恩。20世纪初，穆儒丐在早稻田大学学习了六年，他钦慕日本明治维新的政绩，面对清朝吏治腐败，力主维新改良。在东京留日学生掀起排满高潮时，他站在与革命派对立的立场，拥护君主立宪，期望自己学成归国后，能为清王朝改革新政效力。1911年，正当穆儒丐毕业回国，被钦授法政科举人，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清帝逊位，击碎了他一切政治幻想。以后，穆儒丐选择了当报纸的文艺编辑，专以卖文为生。在《我的报馆经历》一文中，他自叙道：“在民国元、二年，有朋友介绍我入党，并许给我一名议员，因我的招牌是合资格的，党里面也希望我进去。不过，我是呆子，凡事讲究理论与定义。那时的党，在我看，不过为的是升官发财，我实在不能与他们同流合污，自损清白，所以我一概拒绝，慨然以卖文为活。由民国成立，以至今日，我所历的报社，已有数家，我始终不曾离开文艺版，这虽然是命运所驱使，也算是我的逻辑。”“我想我的生活，是合于逻辑的。《聊斋》上有句话说：‘自食其力不为贪，卖花为业不为俗。’我今把‘花’字改为‘文’字，也就是我的注脚了。”①他到沈阳，进入《盛京时报》后，将原来字“辰公”，改为笔名“儒丐”、“丐”，即深含自己在文坛求生不易之酸楚。 穆儒丐一生确实只作报馆文艺编辑，不参与政治、不加入党派、不做官发财，总以报人记者“超然公正为最可贵”。但是，身处国家重大历史变革之中，绝对超然公正是不可能的。他一直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不主张革命，主张改良。从晚清时期起，面对强大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排满势力，他的民族意识极其强烈，与汉民族间的对立情绪很大。到了民国，政局动荡，军阀混战，打着“五族共和”的旗号，其实民族间是不平等的，穆儒丐体会尤其深切。1925年8月17日、18日在《盛京时报》儒丐刊载短剧《两个讲公理的》，差不多是用记实形式，发表了当时北京政府的陆军总长与旗民代表的一次对话，其中有一段的内容是： 旗民代表质问陆军总长道：“贵部有意要拍卖外三营旗房官产么？”“拍卖之后，这几十万旗民应当到那里住去呢？旗民为五族共和之一，理应受国家保护；如今不加保护，也就够了，怎会由万劫旗民身上又敲起骨头来。”“我们不要求你履行优待条件，只求你不要没收我们的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