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9)01-0111-05 重新研究和认识现当代文学中长期被漠视的一个重要创作现象——现代书话创作流脉——意义重大。现代书话流脉，即从周作人开始，中承阿英的实践，后经唐弢经营、继而孙犁、黄裳着意建构，①遂成大观。②周作人是现代最突出的书话家。周作人的书话从内容材料、行文风格、文体选择及营造的氛围等诸方面都流露出浓重的传统文人气息、文人特质。在周氏的手中开创和成熟的现代书话在其后诸多书话家的创作中得以承绪发展。 周作人是新文学作家中第一位有自觉文体意识、悉心经营书话写作者，尽管周作人没有把这类文字冠以“书话”名目。单从文体创制的意义上讲，周作人之于书话就如同鲁迅之于杂文。周作人的书话创作开始很早。他从1915年左右就写过书话一类的文字，如《於越三不朽图赞》、③《会稽风俗赋》、④《无双谱》。⑤前两篇，周氏书话雏形已见端倪，但颇稚嫩。《无双谱》则较为成熟，周氏日后书话的形、神均已具备。⑥进入1930年代之后，周氏“闭户读书”，他的写作与书更为密切相关，真正开始了大量的书话经营。周作人在《书房一角》的序言中夫子自道：“……民国廿一年以后，只写随笔，或称读书录，我则云看书偶记，似更简明得当。”⑦对于自己的写作，他还说：“我所说的话常常是关于一种书的。”⑧这句话实际上已经点出了书话必须具备的两个要素——“话”与“书”。“话”即闲谈，包含了书话的行文风格及其闲适、随性、印象式批评等特点；“书”扣住了书话根本，以书为线，由书谈开，“书”的不可缺少是形成书话文体凝聚力和特点的首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周作人从《夜读抄》(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版)开始，就已建立了自己成熟的书话文体风格。随后的《苦茶随笔》(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版)、《风雨谈》(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版)等都继承了《夜读抄》的风格与写法。在《苦竹杂记》(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后记中周氏说：“一两年内所出的《夜读抄》和《苦茶随笔》的序跋其实都可以移过来应用”，可见《苦竹杂记》是与《夜读抄》一脉相承的。包括“旧书回想记”、“桑下丛谈”、“看书偶记”、“看书余记”四辑的《书房一角》(北京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更可完全看作周作人的书话集。《秉烛谈》(上海北新书局1940年版)序言云：“这《秉烛谈》里的三四十篇文章大旨还与以前的相差无几”，其实相比之下此集“关于一种书”的文章部分很多，比此前的《瓜豆集》其实更接近于《夜读抄》写法。《秉烛后谈》(北京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中的文章除了《关于阿Q》外都是写于1937年间，也是“关于一种书的”，不过其意趣更显闲适。《药堂语录》(天津庸报社1941年版)所收文章更为短小些，在形式上更似传统笔记和题跋，内容也更多关于古书的谈论。另外《瓜豆集》(上海宇宙风社1937年版)、《苦口甘口》(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版)等自编文集中所收大部分都是典型的现代书话作品。即使三十年代之前的文集如《永日集》(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版)等也都收入大量的书话文章。可以说周氏以丰富的创作为此后的现代书话创作树立了典范，开启了现当代书话写作的流脉。钟叔河曾编辑《知堂书话》(岳麓书社1986年版)，是周氏书话的集中展示。⑨ 周作人丰富的书话创作主要在趣味癖、隐逸气等方面体现了文人特质和文人传统。 读书是周作人极重要的生活内容，自然书也成了作文的中心话题，大量的周氏书话就由此产生。如同第一个为陶渊明编文集的萧统说的“渊明之诗，篇篇有酒”，⑩而相似的，我们可以说，周作人的散文中十之七八与书相关，尤其是“民国廿一年以后，只写随笔”，开始专心经营自己的“看书偶记”后的写作更是“篇篇有书”了。对书的热爱，使得淘书成为历来文人的一种习惯，如明代钟惺说自己与挚友谭元春有“书淫诗癖”，不作诗文便无“生趣”。(11)周氏更不例外。他对北京的琉璃厂再熟悉不过了，“厂甸的路还是有那么远，但是在半个月中我去了四次”，可见去厂甸之频繁。而且“所走过的只是所谓书摊的东路西路，再加上土地祠，大约每走一转要花费三小时以上。”(12)虽还是知堂式的极平淡的语调，然而稍有淘旧书经历的人都可以感觉到他“冷摊负手对残书”的极大耐心和悠然。 周氏书话中对书及读书的态度体现了其浓浓的文人趣味。对书，周作人情有独钟。周氏尤其爱看闲书，他说：“我以前常说看闲书代纸烟，这是一句半真半假的话，我说闲书，是对于新旧各式的八股文而言，世间尊重八股是正经文章，那么我这些当是闲书罢了。”(13)这里的“闲”并不仅仅指书内容本身，也暗含着阅读的心态的闲适，完全是出自一种趣味使然。正是因了这种趣味性，在周作人看来，临睡前两个钟头枕上翻书就是一种极难得的享受，(14)幼时学包书与订书也成为自己温馨的回忆，(15)把入厕读书看作是一种读“闲书”的悠然消遣，谈论起来更是引经据典、妙语连珠。(16)这种趣味性，也是古代文人生存方式的重要特色。爱书乃至发痴的癖好，手不释卷的习性，都是传统文人的诗意化生活的一部分，且常为历代文人津津乐道。如欧阳修的《归田录》就曾记钱思公的怪癖：“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而永叔自己则作文于“三上”，即“马上”、“枕上”、“厕上”。 书斋一隅，苦茶一杯，往往是文人在现实中碰壁后的避难港湾，所以或退隐山林或遁入书斋无一例外地成了文人隐逸的最后选择。阿英对于二十年代末之后的周作人与传统文人隐士的关系，有过一番精彩论述：“读最近出版的周作人短信，宛如置身于深山冰雪之中，大有‘无思无为，世缘都尽’之感。”(17) 周作人1928年作《闭户读书论》云：“苟全性命于乱世为第一要紧”，“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18)此反讽的语调，当然有批评的深意在焉。但其选择隐逸，关起门来读书，亦难脱传统文人的消极反抗、追求超脱的趣味。“苟全性命于乱世”，尽管最初可能是文人无奈的选择，“养生”、“得道”最终成为文人逃避现实的托辞。作为自己的遮羞之物，“超脱”渐成为文人保命、适安的自觉追求，正如有学者对“超脱”的分析可谓精当：“它是一种离开过度的外部的刺激活动，一种不要求推进世界的活动，一种走向人的内心的活动。所指望的不是安慰和权力，而是自知。不是卷进这个世界，而是同世界保持一个相当安全的距离。这样的人可以服从自我，保护自我，使自我感到乐趣，寓于高度自觉之中。”(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