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1-0102-08 鲁迅的“思想”是一个老题目，也是一个世纪难题。围绕这个题目，一面是绵延不断的追问和质疑——鲁迅有什么主张？鲁迅的“出路”呢？这些疑问已经延续近百年。 比较早的要算钱杏邨与梁实秋。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写于1928年。他批评鲁迅“始终没有找到一条出路”，鲁迅的小说里只有过去，没有将来。梁实秋1929年发表《“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质疑鲁迅的杂感写作——“你不满于别人的主张，你自己的主张呢？自己也许没有能力指示改善现状的途径，但是总该按捺住一时的暴躁，静心的等候吧？”1933年11月16日《中央日报》上一篇题为《杂感》的文章，几乎重复了梁实秋的这一个疑问。同一年12月29日再有“戚施”在《大晚报》发表《钱基博之鲁迅论》，其意见甚至用语均与钱杏邨相类似——“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 在这样一个背境下，再读2000年王朔与冯骥才在《收获》上刊出的讨论鲁迅的文章，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了。王朔的《我看鲁迅》，专辟一章质疑鲁迅的“思想”。王文看上去十分谨慎，实际上他追问的方式仍旧不出梁实秋的旧路。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也同样如此。冯文的锋芒所指是他所说的鲁迅“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中国传统文化，“西方中心主义”地没有看到中国人的“优根性”，而一味批评出现在西方人的瞳仁里的中国人的缺点。最近摩罗的一篇文章便沿袭了这一批评思路。他认为，在“鲁迅的思想”影响下，中国作家的国民性批判实质上是“一种‘自虐’倾向”，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它的集中表现。他呼吁国人“及早从这种自虐倾向中摆脱出来”，因为“中国人当下最重要的不是反思自己的所谓劣根性，而是切实地进行制度建设”，①等等。 把这贯穿近一个世纪的质问的声音汇集到一起，显而易见，所谓的“不满于现状”、“讽刺、冷嘲”、“国民性批判”、“自虐”，尽管用词不同，着眼点却相当一致；同样，他们所要求的“出路”、“药方”、“建设将来”、“制度建设”也基于相通的思考方式——“知识分子”乃“方案”(药方与出路)的设计者或阐释者；“思想”的意义也在此。 与这追问与质疑相映衬的是研究者对“鲁迅思想”的近百年探索。其中一条重要线索就是从“鲁迅思想”中寻出路，找方向。 瞿秋白有一段为我们熟悉的论述。这段话人们往往重视了前半段的“两段论”，而忽略了后半段所引鲁迅的原话——“以为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实质上，瞿秋白要强调的就是这“将来”，亦即鲁迅向人们所昭示的一条明确的“出路”。同样，1937年毛泽东的讲话，所要阐明的也是鲁迅对于“出路”的意义——“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新民主主义论》对鲁迅的评价也是基于同样的话语策略，其重点不在鲁迅“三大家”的历史定位，而在于用鲁迅来例证他所描述的中国文化的方向。 “两段论”和《新民主主义论》对鲁迅的评价在其后数十年间得到了研究者的进一步阐发。从鲁迅作品中找“出路”和“方向”，并叙述它与取得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新民主主义”知识系统的互相呼应、印证关系，是这一类研究的共同特色。 这一研究倾向在20世纪80年代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他们纷纷喊出“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人们把鲁迅的作品当作了某种现成的政治理论的注脚。所以，鲁迅研究的第一要义就是还鲁迅以本来面目。然而，从鲁迅思想中寻出路、找途径的思路在这后来的研究中仍旧得到了或一程度的延续。 先看王富仁1986年出版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这本著作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呐喊》与《彷徨》“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而且，这面镜子反映了“当时中国‘沉默的国民魂灵’”以及“鲁迅探索改造这种魂灵的方法和途径”。②王富仁的另一篇论文则指出，《文化偏至论》一文“第一次找到了中华民族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走向中国现代文化系统的一条必经的狭窄孔道”③。回到前面讲到的梁实秋对鲁迅的指摘，王富仁对于“方法、途径”与“孔道”的论述多少就有些回应的意味了。 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1988年出版。他在书中倡导“把‘个人’的鲁迅与‘民族精神代表’的鲁迅，‘人类探索真理的伟大代表’的鲁迅三者统一起来”。在事实上，这里的两个“代表”就有着“出路”与“方向”的含义。 最近张梦阳撰文指出，“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就是鲁迅“真正的本原思想”。他认为鲁迅后期思想发生转变，其根本原因便在此；而且这一本原思想于“当下建设小康生活、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显而易见，这篇文章呼吁向“鲁迅本体”还原，其还原的眼光同样囿于寻出路和找方向的旧思路。④ 在鲁迅思想中“寻出路，找方向”，意在勾勒出鲁迅的清晰、了然的思想轮廓。而与此相对照，20世纪80年代以来鲁迅研究的另一个路向是剖析鲁迅“思想”/“内心世界”/“生命哲学”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王晓明写于1985年的《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论鲁迅的内心世界》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所谓“最苦痛的灵魂”直指鲁迅内心的矛盾。钱理群、王乾坤合著的《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一文也是一开篇便强调鲁迅思想的“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特点。其他诸如汪晖《反抗绝望》，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都倾向于从矛盾、冲突的角度展开对鲁迅的讨论。 这一类研究宣告了描绘鲁迅思想的清晰图像的不可能，也向全面地理解鲁迅作品迈出了重要一步。然而，他们视野中的鲁迅的矛盾仍旧可以归结为“出路”的矛盾。萦绕于一代研究者思考中的“鲁迅是谁”的难题与寻找出路的历史道德承担紧密相关。这也是他们纷纷以鲁迅对“大众”与“个人”的态度和意见的矛盾来建构“鲁迅思想”的根本原因。因为正是“出路”把“个人”与“大众”联结起来——“大众”因“出路”而有意义，“出路”亦是“个人”走向“大众”的必由之路。王晓明的两段论述很有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