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思想的发展，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是“思想转变论”，它始于瞿秋白的著名概括：“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①根据这一逻辑，鲁迅思想的重要转变时期和契机时常被追溯到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战”，从而断言“创造社对鲁迅的转向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②这些判断自然是正确的，也可以证之于鲁迅自己的话：“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③然而，这些观点可能也会引起某种误解，即过于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论等作为“外力”的作用，忽略了鲁迅思想形成的内在因素。 相比之下，丸山升的措辞更谨慎一些，他使用了“容纳”一词——“鲁迅在他生平的‘后面’，容纳了马克思主义”。④丸山升很早就指出，“鲁迅对于马克思主义艺术论的关心，则在此(指“革命文学论战”——引者)之前已经开始了”，更关键的是，“鲁迅在与马克思主义艺术论接触之前，在他的思想中，已经形成了这种文学观点”。⑤的确，仅从鲁迅1925年给任国桢翻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所作的《前记》来看，鲁迅是认真读过内容的，而且提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艺术”这一概念。同时，鲁迅接触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相当驳杂，长堀佑造曾令人信服地论证了鲁迅的“革命人”说接受了托洛茨基文艺理论的影响。⑥因而，鲁迅的“革命文学论”就不能仅仅置于1928年的论争中去考察，也不能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角度简单地以正统与否去判断，而是应该指出他对“革命”与“文学”关系看法的独特性。此外，更具吸引力的问题是鲁迅是如何形成自己独特的观点的，以往的研究似乎对此关注不够，实际上，通过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接近一个时常被遗忘的问题：鲁迅对社会、现实和历史的深刻洞察力，即鲁迅智慧是如何形成的。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回到鲁迅的文本中，回到鲁迅的经历以及他所处的广阔的社会语境之中。 一、从北京到广州：“穿湿布衫” 1927年4月8日，鲁迅在黄埔军官学校作了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其中有一些经常被引用的观点：“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⑦对照丸山升归纳的鲁迅的“革命文学论”，⑧显然这篇文章里已几乎涵盖了革命文学论战中鲁迅的观点。那时鲁迅到广州不足三个月，作演讲的时间尚在国民党“清党”之前，重要的是鲁迅是由“在北京所得的经验”得出“文学无力”这第一层论点的。这样，如果要追溯鲁迅革命文学论的形成时机，就不得不至少回到鲁迅在北京最后几年的经验，尤其是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追溯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我还不清楚这种溯源式的追问会回到鲁迅一生中的究竟哪个时期。同时，即使找到了这样一个“源头”(假如有的话)，也不能一劳永逸地宣告成功，也不能宣告鲁迅在以后生活中所得的经验无伤大体。我想，鲁迅对文学与革命、政治关系的认识正是在这一系列经验中逐渐清晰起来的。 1927年的前大半年鲁迅是在广州度过的。其实在未去广州之前，鲁迅在厦门通过与许广平的通信已大致了解了那边复杂的情形。通信最值得玩味的部分就是二人谈到广州学界时的态度。许广平在广东女师除授课外，还担任“训育”一职，其任务中包含“宣传党义”。许本人曾是北京女师大风潮中的风云人物，现在则对学生运动颇有微词，提心吊胆。关键原因在于，广东学生的背后涉及党派的力量，女师的“表同情于革新之一部分教职员”会被指为“共产党”，最后连先前“总替革新派的学生运筹帷幄”的同事也说许广平是“共产党”，许广平终于认识到广东“派别之纷繁和纠葛，是决非在北京的简单的人们所能豫想的”。看看鲁迅的反应也非常有趣，在得知广东学生和教员的情形后，他一封信里连用了两个“出于意表之外”，“我先前总以为广东学界状况，总该比别处好得多，现在看来，似乎也只是一种幻想”。许广平的描述让鲁迅“对于到广州教书的事，很有些踌躇了，恐怕情形会和在北京时相像”。 鲁迅最终还是去了广州，和北京最后时期的活跃相比，这段时期他足够沉静和克制，侧面也证明广州的情形远比北京复杂。这一时期的广州可谓是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场所，国共合作从一开始就矛盾不断，此时已一触即发，最终导致了“四一五”清党事件。以政党力量为基础成立了各种抗衡的团体，如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以反共为宗旨的‘孙文主义学派’”；国民党内部也矛盾重重：偏左派，偏右派，极右的“西山会议派”，此外还有国家主义的“醒狮派”，各种军阀力量等等。⑨政党力量是其中最显著的，政治性极强的中山大学自然不能幸免，同样成为政党权力斗争的场所。鲁迅在中山大学不过短短两三个月时间便辞职，辞职后仍在广州逗留了相当长的时间，然后绕道香港到了上海，才侥幸“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⑩ 对照一下“清党”之前和之后鲁迅所做的两篇文章——《革命时代的文学》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能发现其中言说方式的变化。后一篇文章，诚如鲁迅后来在致陈濬的信中所言：“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11)虽然题目中只关风度、文章、药与酒，但鲁迅把它们都放到了魏晋险恶的政治环境里去看，“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如果仅仅以为鲁迅用魏晋影射当时政治、社会环境，就不免简单化了。尽管文章里不乏暗示的蛛丝马迹：“真的总理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12)这里用的是一个军阀的例子，而且是在北方，作家特地说明他所谓的“北方”和广东人的“北方”界限不一样，使得听上去和国民党无关。这里面充满了作家在《〈三闲集〉序言》里所说的“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因为他“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