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异军突起”的创造社往往被视作五四新文学进一步的发展，或者说是五四“文学革命—思想启蒙”的重要“果实”。奠定新中国本学科基础的王瑶先生描述说：“《女神》是‘五四’革命高潮的时代精神所激发的产物。郭沫若早在一九一六年就开始写诗了，但是只有到了五四运动以后，革命的烈火才点燃了他的创作热情，形成了他‘创作的爆发时期’。”①新时期唐弢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指出：“一九二一年以后，新文学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的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文艺刊物在各地纷纷出现。”“‘五四’启蒙阶段开放的文学革命之花，至此结出了更多的果实。”②创造社自然就属于这样的“果实”。不管后来的文学史叙述有多大的改变，这一基本的认识却依然如故。问题是，作为文学革命产物的创造社恰恰是不断表现出对这些“革命者”与“启蒙者”的不满，这不满似乎提示我们思考：创造社究竟是不是五四文学“进化”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或者说他们关于文学的理解和追求究竟是不是“顺承”了前人的结果？ 考察创造社同人对新文学的接近过程以及创造社的文学发生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些重要的事实：创造社作家的人生经验与文学经验都与当时国内致力于文学启蒙运动的人们颇多不同，他们另有自己独立的环境与语境。正是这样的独立性形成了他们别样的人生观念与文学观念，而每当他们试图强调自己之于“文学革命”的独立意义(而非承袭意义)之时，便与渐成规模的其他的文学主流构成了矛盾冲突。不过，矛盾与冲突当中所呈现的创造社品格正是他们之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独立意义，也是新文学复杂格局的开始。 创造社青年的文学是很难被我们轻易纳入到“中国新文学发展期”当中来加以梳理的，因为不仅他们中间的最早的创作起步并不太晚于国内，而且是独立的，同时，就他们自己而言，更从来也不认为自己是踏着前人已经开辟出来的白话文学大道自由前进的，在他们看来，自己才是真正推进中国文学革命的主力，而且是符合文学内在要求的更有实力的“文学革命者”。 1930年1月，创造社领袖郭沫若重新梳理了他心目中的“文学革命历程”，在他看来，“文学革命是《新青年》替我们发了难”，“然而奇妙的是除鲁迅一人而外都不是作家”③。“中国的所谓文学革命——资产阶级的一个表征——其急先锋陈独秀，一开始就转换到无产者的阵营不计外，前卫者的一群如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辈，却胶固在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趣味里，退回封建的贵族的城垒；以文学革命的正统自任的胡适，和拥戴他或者接近他的文学团体，在前的文学研究会，新出的新月书店的公子派，以及现代评论社中一部分的文学的好事家，在那儿挣扎。然而文学革命以来已经十余年，你看他们到底产生出了一些甚么划时代的作品？这一大团人的文学的努力方向刚好和整个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努力一样，是一种畸形儿。一方面向近代主义modernism迎合，一方面向封建趣味阿谀，而同时猛烈地向无产者的阵营进攻”④。 这里的批评性回顾显然是从新近掌握的无产阶级理论中获得了资源，不过，在此以前，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创造社同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表达对文学革命发难者及五四初期创作的不满，只不过，其批评的武器各不相同罢了。后来，即便是在自以为掌握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理论的30年代，郭沫若也并没有忘记从“文学”自身的角度为创造社的历史意义定位： 创造社这个团体一般是称为异军突起的，因为这个团体的初期的主要分子如郭、郁、成，对于《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运动都不曾直接参加，和那时代的一批启蒙家如陈、胡、刘、钱、周，都没有师生关系或朋友关系。他们在那时都还在日本留学，团体的从事于文学运动的开始应该以一九二○年的五月一号创造季刊的出版为纪元(在其前两年个人的活动虽然是早已有的。)他们的运动在文学革命爆发期中要算到了第二个阶段。前一期的陈、胡、刘、钱、周着重在向旧文学的进攻；这一期的郭、郁、成，却着重在向新文学的建设。⑤ 在这里，郭沫若所表述的内容以及表述的方式本身都是十分耐人寻味的。我以为其中起码有这样几重信息值得注意： 1.郭沫若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来划分了文学史的阶段，也就是说他并不把20年代初才整体出现的创造社文学活动当作是三四年前《新青年》同人的“五四文学革命”的结果，而是重点强调这都属于中国新文学“发生”的同一个时期——文学革命爆发期，只不过，《新青年》同人属于第一个阶段，而他们属于第二个阶段。 2.从根本上撇清了创造社与此前的新文学创造群体的关系。郭沫若竭力强调的是他们与“那时代的一批启蒙家”毫无关系。也就是说，文学创造社青年根本不是由这些新文学先驱所“启蒙”的(郭沫若在这里特意使用了“启蒙家”一词，真是意味深长)，创造社文学的根本来源与《新青年》时代的文学无干，他们是独立生长的另一脉络，另一系统。 3.从文学的追求上，创造社已经与稍前之人有了根本区别，一个“重在向旧文学的进攻”，一个“重在向新文学的建设”。众所周知，“建设”往往才造就了文学的实绩，郭沫若的描述，已经比较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就是说，中国新文学发生的更有影响的标志性产品其实在创造社这里。 4.有意思的还包括郭沫若对时间的刻意的突出。这一段短短的文字中包含了两处对时间的特别的强调，一是用括弧标示出来的“在其前两年个人的活动虽然是早已有的”，这当然是突出了他们个人对新文学建设追求之早。此外，更有意思的却是他对《创造季刊》创刊时间的记载：1920年。这显然是一个绝大的错误。众所周知《创造季刊》的创刊是在1922年。当然，以创刊之时郭沫若本人并不在上海，一切由郁达夫操办来说，出现这样的记忆偏差是可能的，不过，即便是记忆的失误，这本身就属于心理分析的一种“症候”，弗洛伊德的研究早已经证明，人类的“记忆错误”往往都是某些“妄念”的结果，“记忆错误在妄想症是造成妄念的根本因素之一”⑥。在这里，“妄念”源于创造社青年的文学活动所承受的来自前辈文学力量的某种“压抑”，为了排遣这些压力，他们便容易产生某些足以抵抗压力的“妄想”。不言而喻，就如同他特意突出“前两年个人的活动”一样，郭沫若在无意识层面是希望创造社的“亮相”并不太晚于《新青年》的，那样才能名副其实地归属于“文学革命爆发期”了！总之，郭沫若所叙述的新文学发生史中，创造社是最值得重视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