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时期文学”和“80年代文学” 学术界对于1980年代发生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文学一般用两个概念来指称，一个是“新时期文学”，一个是“80年代文学”。在很多的文学史著作中，这两个概念基本上是可以置换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它们之间非常细微但是具有本质意义的区别。如果我们考察这两个概念的使用频率，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80年代，“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使用频率比较高，如《新时期文学六年》(1985版)、《当代中国文学概观》(1986年版)、《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1987版)等等。虽然在1986年有学者对新时期文学提出了质疑，但是，这种质疑的对象是新时期文学的“成就”和“方向”，而不是这一概念本身的合法性。到了90年代，一部分学者又提出了“后新时期”的概念，同时关于“新时期文学终结”的观点也开始出现，在一些人看来，“新时期文学已经到了该保存自己”①的时候了。虽然“终结”的说法并没有得到一致的认同，但是“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的使用频率自此以后却降低了很多，比如90年代末以来出版的几部比较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中，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已经不再使用“新时期文学”的概念了，而代之以“80年代文学”。又比如近年来学界比较热闹的“重返”研究中，使用的基本上是“重返80年代文学”的说法，而很少使用“重返新时期文学”的说法。由此可见，随着历史语境的改变，对这一段文学的认识和界定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但是由于当代文学史建构和生成比较复杂，目前对这种变化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晰，甚至有比较大的分歧和争论，比如南京的一些学者和北京的一些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就非常不一致。但是不管这些问题背后涉及到何种意识形态纠纷和学术利益的分割，作为一种越来越“历史化”的1980年代文学研究，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更加有效的甄别。 “新时期”本来是一个社会政治学意义上的概念。1978年5月11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这一说法，因为这一“命名”非常鲜明地表达出了与“旧”的政治秩序和社会阶段(严格来说是“文革时期”)的断裂，所以很快成为一个普及性的名词，被转喻为各种意义上的与新的意识形态相关的概念。“新时期文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中提出来的，1979年，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作了《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主题报告，“至此，周扬以官方权威发言人的身份，正式确认了新时期的提法，新时期成为一个崭新的文学史分期概念。”②同时，周扬在报告中还对“新时期文学”进行了六大方面的阐释，而在邓小平的“祝辞”中，也对新时期文学的评价标准和写作任务作出了方方面面的“规定”。③ 从这些方面看来，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新时期文学”是一个“预设”的概念，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文学史认定方式，因为一般来说，一种有意义的文学史的叙述，应该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得到的。而在该时期的文学发生之始就对其作出种种的“预设。如果套用哲学上的术语，我们可以认为“新时期文学”是一个“演绎性”的概念，即根据意识形态的预设对文学的发展生成进行一种话语上的演绎，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是外在于“新时期文学”的实际历史的。事实确实如此，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还在“新时期文学”演绎的范围之内，那么，以“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为代表的文学现象和思潮就彻底突破了“新时期文学”的概念预设，甚至是走到了它的反面，而大众文学和通俗文学在1985年后的兴起更是严重偏离了“新时期文学”的预定轨道。因此，“新时期文学”的概念和内涵与这一段文学的实际历史之间存在着名不符实的情况，我们充其量只能将“新时期文学”理解为对这一段文学的一种话语叙述类型，这种话语叙述作为文学史叙述之一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它实际上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排他性的叙述方式，结果就删减了历史本身的丰富性。 相对于“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80年代文学”可以说是一个“后设的”、“归纳性”的概念。它在表述上比较“中性”，没有“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所具有的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官方意味，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本来应该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实际上从90年代开始，“80年代文学”就成了一个带有强烈的“趣味性”和“精英意识”的文学史表述，“80年代文学”被描述为“纯文学”生成和展开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关于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高尚趣味”也被确立起来。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是发生在2001年左右的关于“纯文学”的论争，吴亮对于“纯文学”略带偏执性的理解实际上有把“80年代文学”本质化的倾向，其主要原因在于他把“80年代文学”看成是一个“整体”，而忽略了其内部的张力和多种面向。另外一个更加严重的倾向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在一些著作和媒体的推动下，“80年代”包括“80年代文学”越来越成为一种带有“怀旧”气息的“大众消费品”。其中最有代表的是查建英的《80年代访谈录》和网络媒体搜狐的“搜狐读书：重访80年代”。从某种意义上讲，吴亮、查建英等人所谈论的“80年代文学”是“成功者”对于曾经经历过的一段历史的“归纳总结”，因此它总是竭力维护着对于自我叙述有利的“历史和经验”。虽然在这种讲述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历史的“面貌”，比如查建英的访谈给我们提供了不少丰富的历史细节。但是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这种“怀旧”和“消费”式的处理历史的方式却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胜利者确实具有一种巨大的优越感；而历史学家必须提防的事情之一，就是听任胜利者垄断对后人叙述故事的权力。”④历史固然是总多个体搏斗挣扎的过程，但是如果不能把这些个体的经验放置到一个更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去观察、思考，这种历史研究可能就是失败的。因此对于1980年代文学而言，仅仅是去“认同式地”重新温习那些已经“经典化”的作品、人物、事件是没有多少生产性的，最好的方式可能是去重新讨论这些已经成为“定论”的事物，发掘它们内蕴的还没有充分展开的“历史可能性”。比如对余华小说的研究，虽然一些文学史都提到了他的小说受到了侦探小说的影响，但是却没有更细致深入的研究。侦探小说的各种因素是如何进入了先锋小说的文本，并如何改写了先锋小说的文本特征和阅读效果，进而，在1980年代，先锋小说究竟整合了多少文学资源来为其“先锋性”和“实验性”服务？又比如，王安忆的“三恋”中的“性描写”与当时的出版业、读者群体、社会的“性观念”之间有何种隐秘关联？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或许可以重新认识各种文学类型(如通俗文学、严肃文学、纯文学)，各种文学思潮(如“伤痕”、“寻根”、“先锋”)以及各种文学事件之间的复杂历史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