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少数民族长篇小说”？同属长篇小说的小说为什么要称之为“少数民族长篇小说”？其意义究竟在哪里？因了约定俗成的缘故，所以某些思路或概念的“合理性”，也很少获得一种置于宽阔视野下的更接近文学特质的追究。其实，小说就是小说，小说是不分民族的：凡卓越的小说，只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在我看来，小说批评尽可以淡忘作家的民族属性，也不必过分强调题材的特别性——只有在诉诸传记性批评或某种文化批评时，我们才可能涉及作家的民族生活经历及题材选择所隐含的某些文化诠释。正如藏族作家阿来在谈到他的《尘埃落定》时所说的，藏族人的生活“并不是另类人生”。又说：“欢乐与悲伤，幸福与痛苦，获得与失落，所有这些需要，从它们让感情承担的重荷来看，生活在此处与别处，生活在此时与彼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故事里面的角色与我们大家有同样的名字：人。”（引自《落不定的尘埃》，载《小说选刊·增刊》1997年第2辑）实际上，当我们阅读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或进入那个由作家的生存体验及想象力营造的虚构世界时，所关注或最终感受到的，也正是“人的过程”与人的命运，以及由此而生长的仍然与人或人类的生存处境相关的联想及启示。 我想，这不仅是一种体现了我的小说观念的阅读感受，同时也是或应该是一种作家们尽力接近小说、并把小说当作小说来创作的追求。至此，一切约束及人为的设定都可能消失或淡化；无论是阅读还是创作或是批评（评估），都将享受充分的自由。 在中国的长篇小说格局中，少数民族长篇小说除了自身的独特性之外，也具有与整体趋势维系同步的特质，或者说，置身其中而不能不发生相互的影响及碰撞。也许因了传统与文学沿袭的缘故，少数民族的长篇小说创作一向显得相对薄弱，而且到了八十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开始重新起步的时候，少数民族长篇小说仍然给人以滞后之感，但到了八十年代末，情势则呈现出一种喷薄的转机——霍达（回族）的《穆斯林的葬礼》、张承志（回族）的《金牧场》、孙建忠（土家族）的《死街》、朱春雨（满族）的《血菩提》等，都是八十年代末的作品。到了九十年代，优秀的或比较好的少数民族长篇小说更是纷至沓来，如阿来（藏族）的《尘埃落定》、央珍（藏族）的《无性别的神》、吴恩泽（苗族）的《伤寒》、庞天舒（满族）的《落日之战》、布和德力格尔（蒙古族）的《青青的群山》、蔡测海（土家族）的《三世界》、赵雁（满族）的《空谷》等。特别是，在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数量出现前所未有的急剧膨胀的情势下，少数民族长篇小说不但没有被湮没，反而显示了独特的创作实力或潜力——在我提及的相当有限的长篇中，就有着真正体现了当下中国长篇小说创造性及艺术水准的优秀作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虽则少数民族长篇小说创作在新时期起步较晚、且又少有这一领域的民族文学传统，但它奇迹般地站立到了中国长篇小说世界的前沿——倘若我们乐意细想，其中的“合理性”也是不难捕捉到的。譬如说，正因为起步较晚，启示、借鉴或选择的余地，也可能显得更广阔更丰富更多样一些，而少有长篇小说创作传统的缺憾，也许可以转化为一种少有束缚的优势。尤其是，长期置身其中的民族生活所必然造就的心理的或精神气质方面的独异性，以及那种源远流长的包括表达方式在内的诸多传统文学因素的浸染与滋养，则以认为是一种得天独厚的具有多种开发可能的“资源”——关键在于自信，在于意识到其间可享用的价值。 我们应该承认同步性：独特性是在同步发展中显示出来的。就同步性而言，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与“文化寻根”思潮的关系（或受到这一思潮的潜移默化），可以说是最深刻最持久的。“文化寻根”思潮的出现，是八十年代中期最重要的文学事件。它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政治色彩浓重的控诉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后，小说创作自己给自己设定的一种深化，或一种审美出路。尽管具有“文化寻根”倾向的小说创作，仍然在沉思各式各样的民族生活的处境，但它更注重“人的过程”或人的生存状态，或更注重“心史”或人的精神景况及情感方式的演变。也可以说小说创作中的“文化寻根”所波及的（追问或怀疑），是那种沉积于人的灵魂之中的沿袭因素，历史的或现实的——但它与作家目光中的社会进程休戚相关。而“文化”之于少数民族生活（也作为长篇小说的题材对象），具有无可比拟的鲜明性，以及那种可供比较、可供捕捉与剖露的独特性。因此，对于少数民族长篇小说创作来说，“文化寻根”思潮的介入，并产生持久深远的呼应或潜移默化中的心灵共鸣，也就显得很自然也很必然。我想，不管作家是否承认或是否自觉地意识到，作为创作事实——作品所传达所透露的，就是这样一种过程。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少数民族长篇小说创作的共同特征或近似的恩情追求，便是从更深的层面上反省民族传统及与传统相关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或只体现某种倾向的精神状态，而是一种复杂多元的、体现了各种沿袭因素的传统精神的汇合。它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这种反省民族传统或“民族精神”的审美态度，正是“文化寻根”思潮的最重要的特点。当然，反省还不仅仅是反省，也不止于那种少有文学张力的一般追究…… 这种以反省为重要特征或重要追求的少数民族长篇小说创作，自然不可能“千篇一律”，其中有以历史生活为题材对象的，如《死街》、《伤寒》、《落日之战》等，但更多的是以历史生活为主体，兼及（或延伸）到当代生活的，或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实现小说的思情寓意，如《穆斯林的葬礼》、《尘埃落定》、《无性别的神》、《血菩提》等。但即便是在以历史生活作为题材对象的小说中，我们仍然可感觉到现实的影子。现实是历史的继续，而反省历史也就是追究现实——历史与现实是没有界限的：无论是民族传统还是民族精神，它们本就是一种历史的馈赠。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