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左一)与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女团员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就曾高瞻远瞩地预言:延安将是未来“一切工作的试验区”。①推而论之,革命文艺作为中国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历史传承关系亦当作如是观。延安文艺对于中国当代(1950-70年代)文学体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作为理论前提虽已是人所共知,但有关延安文学体制的大量基本事实——举凡文学团体、文学活动、文学刊物、文艺政策等等——仍有待抉隐发微,重新审视,而时下某些似是而非的流行观点也只有借助此类研究才能予以摧陷廓清。一部权威当代文学史在追溯50-70年代作协体制的渊源来委时这样写道:“(中国作家协会)既承接了30年代‘左联’的经验,也直接从苏联作家协会取得借鉴。”②不知何故,与当代文学体制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个文学团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在作者的如椽大笔之下竟无立锥之地,令人在困惑之余不由慨叹延安文学体制研究之湮没无闻一至于此。“文抗”是抗战时期解放区首屈一指的文学团体,上承“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下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从时间上说,它恰居于两种文学体制转换的枢纽位置,从空间上说,它则是现代中国不同文化因素相互激荡的一方生动舞台。不惟如此,“文抗”在特殊语境中所呈现的互为参商的多重历史面相,对于考察现当代文学体制的演进嬗递甚至具有无可替代的标本意义。总而言之,“文抗”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个无法回避亦不容漠视的历史存在。本文试图以“文抗”前后异态、虚实相生的创建过程为中心,着重梳理“文抗”内外错综复杂、暧昧朦胧的名实关系,管窥延安文学体制之一斑,并在此基础上对盘桓其间的一桩文坛“悬案”作出并非裁决的解读。 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中国原有的两大文化中心北平和上海相继陷落,一次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知识分子大迁徙拉开了帷幕。延安,这个《水浒传》中“末路英雄”们借以全身远害的荒陬小邑,几乎是一夜之间成为荟萃四方“文化英雄”的战时“文化城”。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延安共有各类知识分子约4万余人,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近万人,文学艺术工作者407人,作家227人。③对于当时仅有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来说,这一文化景况可称得上是叹为观止了。 1938年,各地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臻于高潮。据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统计,当年5-8月间,经该处介绍赴延的知识青年达2,288人之多,全年共计万余人。④当年头9个月里,徐懋庸、何其芳、卞之琳、沙汀、陈学昭等著名作家相继从国统区抵达延安,丁玲、吴奚如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和刘白羽率领的“抗战文艺工作团”第一组也陆续从前线归来,汇集延安的文学界人士骤然倍增。此前延安地区虽有“战歌社”、“山脉文学社”等文学社团开展活动,但还没有建立起文学方面的统一组织。与国统区相似的是,音乐、戏剧在延安声势最为浩大,与文学相比,这两种艺术形式更便于和受众沟通交流,社会动员的效果也更为显著。或许由于这个原因,在延安最先建立的是音乐工作者的统一组织——“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该协会隶属于“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文协”),后者是延安全体文化艺术工作者的统一组织,成立于1937年11月,有团体、个人、名誉三类会员,其中团体会员包括社会科学、国防、语言、文字、文学、音乐、戏剧等诸多领域的群众社团。在抗战初期,延安的文学活动和各文学社团一直由边区文协代为领导,鉴于延安地区作家队伍日渐壮大,文学界统一组织的创建工作遂被列入边区文协的议事日程。 1938年9月11日下午2时,成仿吾、艾思奇、刘白羽、沙汀、卞之琳、陈学昭、丁玲、徐懋庸、何重芸、周扬、雪苇、沙可夫、田间、柯仲平、任白戈等延安文学界人士齐集边区文协救亡室,“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联合会”(简称“文联”)成立大会在这里举行。会场高悬革命文学导师高尔基和鲁迅的画像,显得庄严凝重,令人肃然起敬,表明即将成立的“文联”与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和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的双重传承关系。大会议程简单,但气氛热烈。边区文协主任、因《大众哲学》一书声名鹊起的左翼学者艾思奇担任大会主席。首先由刚从前线归来的刘白羽汇报文联的筹备经过,他在发言中指出:文联是为适应抗战对于文艺的重大要求而诞生的,它的任务是选拔文艺干部、提供文艺食粮、创造抗战中的文艺理论。随后与会的其他文学界人士及中央印刷工厂文艺小组的代表相继发言,并在下列问题上达成共识:广泛建立文艺小组、动员文艺干部深入前线、出版文艺刊物、加强文艺理论建设等。大会推举丁玲、林山、田间、成仿吾、任白戈、沙汀、周扬、柯仲平、雪苇、刘白羽等组成执委会。会后举行了聚餐和别开生面的文艺表演,与会者纷纷登台献技:有柯仲平的诗朗诵、陈学昭的法文歌、丁玲的小调、沙可夫的俄文《游击队歌》等。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