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编年：雷抒雁诗选》，当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这部诗人雷抒雁30年诗歌创作的结集之作，摆在我的案头时，读着上面的这个标题，我的脊梁突然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这种沉重感，既来自于这本结集之作确实很厚重，用厚达432页的厚度，承载了一个诗人用词语的雕刀雕刻激情波动30年的个人经验以及时代在心灵上的印记；也来自于这30年，对于中国，对诗人本人，对于生活在这个时段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是非同凡响的。“这30年”是个什么概念？它不是时间的累加计算，不是翻去的一页页日历，而是一个民族、每一个个人去成为什么的活生生的延展。对于中国，我们把它命名为改革和开放的30年！这是我们共同的经验。但对于每一个个体，却有着各自不同的30年。这其中的内涵和外延，都是无法穷尽的。 这一点由于下面这一事实而尤显独特：在这30年中，国内又有哪一个人以写诗的方式，与这个非凡的时代相始终呢？巨变的时代，并非有利于诗，巨变恰恰可能使某些人的诗性方式失效而折翅沉寂。但是雷抒雁作为诗人，却一直在用他那独特的词语雕刀，雕刻着灵魂深处的波纹，镌刻着显明的自我。雷抒雁持续30年的诗性写作，是对生活进行持续的诗性思考的30年。 雷抒雁这30年的诗性写作，以1986-1987年为界线，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雷抒雁以反思批判的“自我”，承担着思想解放年代对社会历史的反思批判，并雕刻出深刻觉醒的自我。从诗歌史的角度来说，在这第一个阶段，雷抒雁对中国当代诗歌的主要贡献，是把中国1949年以后的政治抒情诗推到了新的阶段，即改变了过去那个“传声筒”式的政治抒情诗的“我”，建立起了以反思批判为背景的觉醒了的“自我”为根基的政治抒情诗。在第二个阶段，雷抒雁前期那种以社会承担为主调的反思批判的“自我”，转向了以个体生活体认为主调的“自我”，这个“自我”进入了更为宽广的“生活世界”。在对这个“生活世界”的体认中，雷抒雁写出了非常饱满、非常独异的抒情诗，获得了他个人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并构成了中国当代抒情诗的极为重要的创获。雷抒雁前后期诗歌创作的变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因为正是在这个变化中，深刻体现了身处变革时代的艺术家从封闭的时代走向广阔而开放的生活世界的自我探索，这其中蕴涵着诗性写作方式的根本变化，而很少有作家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一转变。许多作家在反思的井喷压力消失之后，也就失去了创作的活力。仿佛河流在狭窄处易于激荡，在宽阔平缓处却趋于平静一样。雷抒雁持续30年的诗性写作，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是什么使得雷抒雁持续30年的诗性写作成为可能？ 这需要一种持续的诗性的力量。当我们读雷抒雁1979到1985年的诗作时就会发现，他此时期的诗歌对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表达与当时其它的创作反应不同。在他的诗性表达中，这场改变所有人命运的历史力量，并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植根于每个人的内在性的，仿佛是从灵魂深处吹出的一阵飙风；解冻的过程，主要不是来自于高处的太阳，而是发源于大地的苏醒。这时期雷抒雁诗歌中的意象，更多的用“种子”自身的可生长性（《种子啊，醒醒》）、“我”就是希望（《希望之歌》）、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的渴望（《空气》）等，来表现那解冻的力量。因此，当我们今天来读这些作品的时候，会发现，对发生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那场思想解放运动，雷抒雁的诗有一种独特的诗性领会，这就是他的诗显示了这一变革的内在起源：这场巨大变革是滋生于生命内部的，是从每一个人生命的内部萌芽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外部的过程。而这样的体验，只有在当诗人本人内在的觉醒足够强大的时候，只有当诗人的灵魂是觉醒的真正根基的时候，才能获得这样的角度和视野。 雷抒雁的这种诗性根基，在写于1979年的《小草在歌唱》中，得到了最为深广的显示。从这30年的诗歌史角度来说，《小草在歌唱》无疑是变革时期政治抒情诗的最高成就，因为它开启了一个深刻的变化：1949年以后政治抒情诗所形成的那种“传声筒式”的诗人之“我”，转变为一个“个体反思性的自我”。同时，这首诗的表现方式迄今仍然是最新颖的：它采用了多声部对话与合唱的结构，类似古希腊早期悲剧，构成了进行悲剧质询和诘难的样式。构成多声部合唱的，有“小草”，有作为具体历史成员的“我”，有由“风”、“雨”以及目睹该历史事件的历史之眼等等组成的“合唱队”。这使得这首表面上基于对一个具体历史事件回应的诗，超越了当时流行的简单的道德批判和外在的政治批判，形成了深厚的悲剧批判的深度。这种悲剧批判更因为诗人在整首诗中深刻的自我解剖和忏悔意识，而得到强化，令人震撼。 我一直惊异于雷抒雁在这首诗中对“小草”这个意象的处理，是什么样的诗性领悟使得他选择了“小草”这个意象？是什么样的奠基性心源使得“小草”这个意象进入了他的诗性表达之中而不采用其它的意象？就这首诗的多声部对话和合唱的结构来说，“小草”的声部，既是这历史的见证者，又可以说是深藏于每个人心灵深处的正义之声；既是历史河床的理性根基，又可以说是潜藏于每个人心里的良心……从中国文化史来看，“小草”具有“母题”性质，它是凝结了中国文化对平民化的历史正义意识的表达，凝聚了中国文化对渺小但却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表达，“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就使得整首诗中的悲剧批判具有源自大地的厚重和力量，仿佛对悲剧的质询和诘难，是从“小草”滋生的大地上生根发芽的。这比起当时那些从抽象的观念、抽象的人道主义口号所进行的批判，要显得更为坚实，更具有本土文化的底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读雷抒雁这个时期的诗作时，会深刻地感受到，在他的诗性领悟中，发生于此时期的深刻历史转折，具有发源于内在的生命底蕴，具有源于个人自身觉醒的激情。在今天看来，正是雷抒雁诗性写作中的这一根基，使他的诗性写作有无限延伸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