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8)04-0067-06 《红旗谱》在1957年11月出版后，曾掀起三次研究高潮。第一次，从出版到1959年底。主要集中在《红旗谱》的时代背景、主题、人物形象、思想意义等方面，以《文艺报》主持召开座谈会，出版《革命英雄的谱系——〈红旗谱〉评论集》为标志。第二次研究高潮，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80年代中期。此时期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以温超藩、张金池、宋安娜编著的《梁斌作品评论集》为代表。在第一个高潮阶段开拓出来的研究局面的基础上，此时期的研究更为关注作品的艺术风格，对于《红旗谱》的版本问题也作了详细的探讨。新世纪伊始，随着各学科的百年回顾，《红旗谱》荣列中国青年出版社“百年百种优秀读物”。人们在经历了一场艰辛的精神之旅的长途跋涉之后才发现原来苦苦追寻的文化之根、文化血脉、精神的栖所就在我们的文学经典之中。在这样的潮流中，《红旗谱》也迎来了它的第三次研究高潮，以2004年《梁斌新论》的出版为代表。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加审慎，也更加大胆、丰富和精彩。叙事学、比较文学、文化、美学、经济学，甚至借鉴黄宗智、杜赞奇等社会史学家的观点进行研究，成果异彩纷呈[1]。 一、当前研究热点透析 （一）对红色经典的争议和再思考 2004-2005年随着一大批由红色经典改编成的电视剧相继问世，红色经典再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河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以“现今时代还需要红色经典吗”为题组织和刊发了一组对“红色经典”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刘玉凯的《“红色经典”与时代精神》认为：“红色经典”是个历史范畴的模糊概念，而不是个科学理论意义上的认定。“红色经典”不过是个泛称。真正属于经典的作品要有人所公认的艺术美，这种美应该是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从艺术美的意义上获得文学艺术的科学评价，并且形成一种永恒的意义。这也就是经典。经典是意蕴丰厚的存在，而不是图解几句口号的概念化的粗制滥造[2]。田建民的《“红色经典”的称谓能否成立》认为：“红色经典”这种称谓是能够成立而且概括得比较恰当的。因为红色是标明了其思想政治性或时代特征，而“经典”则是从其影响和艺术性上来说的。“红色经典”并不是硬把一个政治概念嫁接到一个艺术概念上去。“红色”只不过是特殊时代的特殊文学样式的标志[3]。阎浩岗认为，“红色经典”是文学，具有文学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红色经典的大量印行和风行，与“红色经典”自身的文学价值和艺术魅力密不可分[4]。王会也认为“红色经典”蕴藏有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饱含有我们现时段所急需的人文精神。“红色经典”应该再度引起青少年读者的重视[5]。上述争论关注了包括《红旗谱》在内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题材“红色经典”的经历和命运。 张春生的《〈红旗谱〉的经典性》[6]认为：“确定一部小说的经典性，要看作品对时代精神的揭示、归纳与浓缩。《红旗谱》在这方面表现得很突出。”另外，从其“对笔下人物的典型性塑造”以及“梁斌创作的严整性”方面来看，《红旗谱》是一个时代小说创作的精品，具有“经典”的品质。所谓“红色”是用来说明其鲜明的“历时性”的。张学正、吴培显[7-8]都表达了近乎相同的观点。《古老民族精神在血与火中的现代升华——梁斌〈红旗谱〉（三部曲）新论》[9]、《家族小说的当代转型——梁斌的〈红旗谱〉新论》[10]等文，从表现和传承民族文化特征的角度论证《红旗谱》仍不失为一部经典著作。 王科认为，《红旗谱》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其达到了那个时代一般作品难以企及的高度，即成功的民间叙事和政治话语的自然结合，宏大叙事和传统技法的自然结合。正是这两种因素和它们的结合，使得《红旗谱》在印证某种政治理念、皈依主流话语的同时，冷漠了当时小说的流行范式，并通过传统的民间叙事，彰显了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使小说文本生发出历久难销的艺术魅力[11]。金汉也认为，“史诗，对于长篇叙事性文学（包括长篇叙事诗）来说，无疑是一种高规格和高层次的艺术要求。它至少从三个方面显示出与一般文学作品的不同……当代长篇小说对于史诗的追求在1954年出版的《保卫延安》中就已初露端倪，到1957年的《红日》已初具了战争史诗的规模。同年出版的《红旗谱》是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第一部具有真正的史诗性质的长篇小说”，是“建国以来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是英雄化史诗”，它在“思想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它成为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的一块高高耸立的丰碑。至今尚无出其右者。”[12] 李赣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说：“近年来，在新的文史观念的影响下，上述评价（指《红旗谱》出版后评论界的赞誉）在总体上虽有所降温，并且在有的评论研究者那里提出了一些批评，但谁都不否认它（《红旗谱》）在描写的内容、规模和气派上堪称一部新型农民革命的史诗。”[13]34“尽管今天重新审视这部作品时，可以明显地感到当年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给它的主题带来的制约，使之出现了不应有的狭隘与僵硬；但是，作为那个时代被人推崇的新的文学范式的经典，《红旗谱》在当时许可的条件下确实将‘文学’与‘革命历史’之间的关系推到了极致，在自己的文本中，大力弘扬符合时代精神的新道路，并通过令人咂舌的发行量，直接影响到亿万人的思想与行动。只看到前者而看不到后者，是有失公允的，也必将招致虚无主义的文学史观和写作立场。”[14]347王之望也重新肯定了《红旗谱》史诗性品格及在当代文学史上不可超越的历史地位[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