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犁的“病”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8)05-0065-06

      一

      疾病对于孙犁而言，几乎是一种个性化的标识。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他恐怕是谈论自己的病最多的作家。直到晚年，孙犁在《〈善室纪年〉摘抄》中还反复提到“幼年体弱，且有惊风疾”，直到十岁乃愈，且在抗战期间，“因为长期吃不饱饭，又犯了一次”。[1](P265)而从现有资料来看，这次旧病复发是孙犁对疾病的最早谈论。1946年4月10日，在给田间的信中，他说：“从去年回来，我总是精神很不好。检讨它的原因，主要是自己不振作，好思虑，同时因为生活的不正规和缺乏注意，身体也比以前坏”；“但创作的苦闷在我并非主要的，而是不能集中精力工作，身体上的毛病，越来越显著，就使自己灰心丧气起来”。[2](P360-361)而1948年9月7日，在致康濯的信中，孙犁提及到深县担任行政职务，是为了“改变一下感情，脱离一个时期的文墨生涯，对我日渐衰弱的身体，也有好处”[2](P358)。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其一，正值青壮年时期的孙犁对疾病不断提及，足见“病”在当时就已经给了他比较大的心理压力；其二，疾病的诱因更多是与其“好思虑”和“文墨生涯”有关。对于长期困扰自己的疾病，孙犁后来也有比较理性的认知：“大体说，这是一种心病，由长期精神压抑而成，主要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对自己不喜欢的，嫉恶如仇；对自己喜欢的，爱美若狂。这种情绪，与日俱增，冲动起来，眼前一片漆黑，事后又多悔恨……”[1](P104)“反映在写作上，好的方面它就是一种敏感，联想比较丰富，情绪容易激动。”[2](P322)

      1956年3月间，当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的写作临近尾声，孙犁一天午睡起床突犯晕眩跌倒，磕破面颊，流血不止。这次犯病对其后半生而言，是一个影响极为深远的事件；作为作家，其读书、写作由此进入所谓“十年荒于疾病”的空白期。我认为，孙犁在1956年的再次犯病对于研究者来说，应该是一个极具张力和阐说空间的事件，对于它的探究将会为人们更深入地解读孙犁提供更多可能。例如，对此我所要质疑的地方有：其一，相对于战时来说，“进城后”的孙犁物质生活条件显然有了巨大改观，导致其犯病的外在因素应该说已基本消除，那么，其犯病主要由内在焦虑所致，而其内在焦虑又具体有哪些？其二，经过犯病当年的旅行和其后三年的疗养，他的病在多大程度上得以恢复？从孙犁疾病恢复后的创作情况来看，其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意识形态动机？总之，在我看来，孙犁从1956年开始的“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大有深意的“文本”，有待我们进一步解读。

      二

      1956年犯病之初，孙犁听从同事们的劝告，试图以旅行达到治疗目的，但并未奏效。他对于自己的疾病导源于内在焦虑，其实早有比较清醒的认知，然而有时却喜欢笼统归结为外在因由，如在与郭志刚的谈话中，认为自己当年犯病是因“岁数到了中年，有些病就要爆发了”[2](P322)。而把病因笼统归结为人到中年的身体状况变化，显然不是很有说服力。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孙犁在谈到自己“进城后”所表现出的“好古”倾向时，认为其内在因由在于想以此缓释内心焦虑，说“我当时处境，已近于身心交瘁，有些病态”[2](P222)。此语出自1987年9月15日写讫的《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开头部分，9月17日他又为此文补充了一段“附记”，其中有：

      本文开头，说我进城初期，已近于身心交瘁状态，殆非夸大之辞。

      一九五六年，大病之后，结发之妻，虽常常独自饮泣，但她终不知我何以得病。还是老母知子，她曾对妻子说：“你别看他不说不道，这些年，什么事情，不打他心里过？”[2](P222)

      这段话最明白不过地表明，即便在当时，孙犁对自己的病因已有十分清醒的认识。然而，他当时何以对自己的病状提及较多，而对病因却讳莫如深，到后来虽有时谈及但仍然明显有所忌讳？其犯病显然是由焦虑长期郁积所致，孙犁对此却有意语焉不详或不愿提及，那么，其焦虑郁积到底表现为哪些方面？换言之，当时他心里到底“过”了哪些事？

      根据传记材料可知：孙犁幼时因父亲在外经营生意，家道比较殷实，而他是家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孩子，周围长辈对其宠爱有加。参加革命后，常年奔波在外的孙犁几乎没有什么家庭负担，家的牵念亦比较少。然而，1946年父亲的病逝深刻改变了其心态，让他意识到自己之于家庭的责任。晚年，他在《父亲的记忆》和《〈善室纪年〉摘抄》中分别写有：“父亲去世以后，我才感到有了家庭负担”[1](P293)；“父亲死后，我才感到我对家庭的责任”[2](P15)。在次年的土改中，孙犁家因曾有人在外经商，家里又置有不少田地且雇有长工，处境不是很好。对于家庭命运的担忧显然给了他巨大的心理压力。在土改试点中，孙犁看到对地主阶级“一打一拖”的左倾“灵活性政策”，内心更是不安。那时，他或许就渐渐感受到了自己在革命队伍中的微妙处境，而他急于想回家看看的心情亦得不到同伴们的理解，认为大有“通风报信”的嫌疑。存于孙犁内心难以消释的焦虑终于在1947年冬“气氛甚左”的土改会议上得到了难以遏抑的释放：“有些意见，不能接受，说了些感情用事的话”；并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后果：“会议僵持不下，遂被‘搬石头’静坐于他室，即隔离也。”[2](P17)我认为，这也许是身处革命队伍中的孙犁第一次感到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异己感，导致其“身心交瘁”的因由即由此埋下。按照当时的政策，凡有人在外参加革命工作，即便成份不好的家庭，政治上也稍微有所照顾，1948年孙犁亦作为革命干部下乡参加土改。然而，孙犁下乡后所创作的《村歌》、《婚姻》、《秋千》等作品，其不合时宜性已然充分显露。1947年《冀中导报》关于“客里空”问题和1951年《光明日报》关于“小资情调”对孙犁的整版批判，无疑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其不合时宜的警醒与回应。出于自身个性，孙犁在革命队伍中的边缘化越来越明显。虽然，他也有参与时代歌颂的峻切冲动，但是面对现实又往往难以闭上眼睛，难以规避自己的真实内心。他或许意识到，时代早已不是那个任情任性的抗战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