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十二 原的剥离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发生的精神和心理剥离，延伸并贯穿着整个80年代，既涉及现实和历史，也涉及政治和道德，更涉及文学和艺术。这种连续不断的剥离的每一次引发，几乎都是被动的，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和新潮口诀，一种新的文学流派或一种文学主张，一种大胆的生活理念和道德判断，都会无一例外地与我原有的那些“本本”发生冲撞，然后便开始审视和辨识，做出自以为可信赖的选择。这种剥离一次接一次发生时尽管多属被动，而一旦我面对其颇为艰难甚至痛苦的过程时，却是一种走近决绝的挑战心态。之所以有这种心态，在于我此时甚至稍前对自己做过切实的也是基本的审视和定位，像我这样年龄档的人，精神和意识里业已形成了原有的“本本”的影响，面对80年代初生活发生的裂变，与原有的“本本”发生冲撞就无法逃避。我有甚为充分的心理准备，还有一种更为严峻的心理预感，这是决定我后半生生命质量的一个关键过程。我已经确定把文学创作当作事业来干，我的生命质量在于文学创作；如果不能完成对原有的“本本”的剥离，我的文学创作肯定找不到出路。我以积极的挑战自我的心态，实现一次又一次精神和心理的剥离，这是纯粹拷问自己的一种选择，说来也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 确凿在我意料不及的是，这种自我选择的纯粹拷问自我的精神和心理剥离，竟然拷问了地理上的白鹿原和正在酝酿着的小说《白鹿原》，自然是拷问这原上的人，在我已确定的上世纪之初，无论男人和女人，也遭遇到一种精神和心理的剥离。这个绵延了两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白鹿原，遭遇或者说开始发生了划时代的剥离。相对于渺小的我的剥离，这是一座原的剥离。 横在我眼前的这座古原，据《竹书纪年》的文字记载，“有白鹿游于西原”。这座位于蓝田县城西南方位的原，便有了新的名称白鹿原。白色的鹿被先民看成神鹿，将给这座古原带来吉祥。民间传说里的神鹿所带来的吉祥已经具体化形象化，风调雨顺，五谷连年丰收，毒虫自毙，痍疬廓清，尊老爱幼，邻居以及村舍人群之间都是彬彬礼仪，夜不闭户，更无仇杀……读到原上先民寄托在一只被神化了的白鹿身上的想往里的生活景象，当即联想到早已储存于心底的共产主义的美好图景，这是在中学课堂上政治老师绘声绘色灌述给我的生活画面。我颇为惊奇，几千年前白鹿原上的先民理想中的美好生活构图，与几千年后包括我在内的信仰不渝共产主义的人们所憧憬的天堂般的生活图景基本相同，差别仅仅在于，先民把这种美好的生活理想寄托在一只被神化了的白鹿身上，而我所信奉的共产主义，却一直坚信依靠全民的艰苦奋斗努力创造来实现。我不在意民间神话传说和作为科学理论的共产主义的不可类比的差别，但有一点却使我顿然豁朗，人对于富裕和和平生活的想往和期待，从先民时期就开始构思了，其实这不过是作为人生存的最基本的要求。然而，原上的先民把这种想往和期待只能寄托在一只被神化了的白鹿身上，供一代一代的人继续想往继续期盼继续咀嚼，从来也没有实现过。重要的历史典籍有提及白鹿原的几笔，《史记》“鸿门宴”写的“沛公军灞上”，据今人考证就是白鹿原的西北角，可以俯瞰西安，晴朗无雾时能远眺咸阳。汉文帝看中这块风水宝地，钦定白鹿原北坡为自己的墓葬地。因为灞河从北坡下流过，文帝陵便被命名为灞陵，白鹿原随之又称灞陵原，也称灞上。到宋仁宗天启年间，大将军狄青在白鹿原西头屯兵操练，准备征剿西夏，这座原又改称为狄寨原，一直延用到现在。地方县志上关于白鹿原的记载颇为精细，却多为兵荒马乱和自然灾害造成的生灵涂炭，几乎是不断重复着的这样那样的无计逃躲的灾难，包括几次大毁灭的人祸和天灾。这座原沉重悲怆到令人不敢翻揭的历史，在我面对它的时候，却基本保持着几乎不动声色的平静心态。不是我冷漠，更不是孤傲，在于我粗识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过程里，白鹿原不过是小到不起眼的又一个演释之地罢了，开明皇帝治下的短暂的太平安宁，更多的却是荒淫帝王执政和改朝换代过程里漫长的难得聊生的灾难。白鹿原不是世外桃源，而是兵家必争的掠夺长安的军事重地。我有这样的意识，不会发生惊诧；更关键的一点，我几乎从一开始就把心思确定在20世纪到来的时段上，原本没有想去细究这座原悠远漫长且沉重的封建历史。 1911年在中国发生的“辛亥革命”，当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一个绵延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大帝国到此终结。这场革命在白鹿原上最具影响的事件，不过是限令男人一律剪掉脑袋后面那根猪尾巴式的长辫子，这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最具标志性的一种男性发式。尽管这场革命在这座古原上显得太过浮皮潦草，原上人根本弄不清没有了皇帝的日月究竟是祸是福，更搞不清把陕西巡抚换成总督会有什么不同。然而，他们面对的心理剥离却无法逃避，不过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我由自己1982年早春在渭河边开始的精神和心理剥离，类推到20世纪初“辛亥革命”之后的白鹿原上的人，以我的体验来理解他们的精神和心灵历程，似乎也是很自然的事。 这里还得提及那个《乡约》文本。 我不惜工时颇为耐心地翻阅西安周围三个县的一摞摞县志，一次又一次爬上白鹿原，在那些大村小寨的村巷里踏访，记不得哪一天顿然意识到这样一个说来简单的基本事实，这座古原的历史和中国历史一样久远，这个原上的先民经历过中国各个王朝的或长寿或短命或开明或昏庸的皇帝治下的有幸或不幸的日月，这几乎纯粹是一个大白话。然而，无论王朝怎样更迭，无论王朝更迭过程中的战乱和灾难怎样残酷，还有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有的完全是毁灭性的灾难和灾害，这座原上依然延续繁衍着生命。灾难和灾害过去之后，重新繁衍起来聚而成群的生命，又聚集在氏族的祠堂里背诵《乡约》。这部把儒家文化儒家精神条理化且通俗化了的《乡约》，是为着教化以文盲为主体的乡村人群的，途径是各个村寨以姓氏为体系的宗族，宗族祠堂通常是完成教化的颇为神圣的场所。这部《乡约》是宋代进士吕大临创造的，他是儒家文化关中学派卓有建树的一位思想家，在朝廷忙着处理国家大事，还不忘教化民众。这部《乡约》普及到中国南北各地的乡村，在吕氏的生身故地白鹿原上更被尊奉为金科玉律，成为各个村寨各个宗族教化一代又一代子孙的人生教材。不必追溯太远，即使从吕氏创作《乡约》的宋代算起，到“辛亥革命”发生的20世纪之初，这《乡约》已经被原上一代一代的子孙诵读了八九百年了。作为原上人文化心理结构柱梁框架的这部《乡约》，当属20世纪初的原上人精神和心理上尊奉着的“本本”。尽管“辛亥革命”的影响波及到这座原上不过是浮皮潦草，而作为《乡约》存活的封建帝制却毕竟是寿终正寝了；也许因为无论旧“三民主义”或新“三民主义”在原上几乎没有任何响动，才给《乡约》留下继续传承的空间；封建帝制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土崩瓦解，而作为原上人文化心理支架的《乡约》却难能这样快捷地解体。尽管如此，原上人对精神心理上的这个“本本”的剥离，必将发生，不过是暂时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