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自我认同为“乡下人”，①“乡下人”是沈从文思想的一个核心范畴。以往研究者对沈从文用于他指和用于自指的“乡下人”一词的内涵有较多研究，②却相对忽略了对沈从文自我认同为“乡下人”这一行动内在意蕴的解读。夏志清曾指出沈从文自称为“乡下人”，自有一番深意，③但他止步于论断本身。此外，赵园也曾从揭示中国新文学知识者自我认同为“乡下人”所显示的知识谱系出发，认为沈从文自称为“乡下人”，“多半是在说他的思想性格的文化渊源，近缘或远缘”。④本文认为，对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内蕴的把握，有必要根据认同行为发生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进行新的解读。 一 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是以“乡下人”观念为前提的，“乡下人”观念的产生又源于现实社会中乡与城的二元区隔，而乡与城的二元区隔不仅是社会现代性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现代性发展的典型症候。因此，从逻辑来看，沈从文的“乡下人”自我认同是现代性的产物。事实上，沈从文进行“乡下人”自我认同的时空，⑤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其时正是中国社会承接近代以来的现代性追求而在不断进行现代性发展和转型的时期。所谓现代转型“是指从自然经济占主导的农业社会向商品经济占主导的工业社会演化的过程”。⑥就大中国而言，经由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直至五四运动，现代性追求由过去的器物层面转到制度层面再深入到了思想文化层面，从线性追求变为器物、制度和思想三合一的总体追求。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⑦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现代转型的速度明显增加。“在20年代初，民族资本主义就开足了马力，新一代的企业家就已经出现”，“在30年代每年以2%～7%的增长率发展”，⑧资本主义工商文明在沿海一些大都市已成相当的气候。以上海为例，汽车、工厂、歌舞厅、高层建筑、百货大楼、证券交易所等现代工商文明的标志物不断出现和增多，一个不断工商化的大都市已经形成。⑨“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和世界最先进的都市同步了。”⑩这一社会现代性图景，在茅盾的《子夜》及新感觉派小说等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中都有具体表现。 社会现代性同时还向乡村特别是乡土中国的腹地与边地推进。江浙的农村在快速地现代化。“都市和乡镇现在正起了交流作用，乡镇的金钱流到都市，而都市的‘现代’风气的装饰和娱乐流到乡镇。然而我的朋友，最好你到农村里住上几个月。那时你就知道农村之急速地‘现代化’，竟出乎你的意料。”(11)就湘西而言，尽管偏居一隅并且步伐相对滞后，现代文明却在不断输入。推行新学的学校开始在湘西出现。1904年，熊希龄在家乡芷江捐本宅设立沅州务实学堂，培养实业人才，努力开发湘西教育。(12)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也提到地方新式小学在1914年左右成立。(13)作为社会现代性标志的工商业更是在湘西得到大力发展。20世纪初，英国人布洛克曾带票银三十万元到湘西办矿，而湖南矿商也设立沅丰公司，承办西路矿产，(14)现代化的交通与通讯其时也在湘西出现。1913年，凤凰、辰州均为三等电报局。1916年，湘中、湘南、湘西3家汽车公司成立。(15)对于湘西的社会现代性进程，沈从文在小说《爹爹》中写到：“这些唱歌的人用他的力量，把一切新时代的文明（在此指的是物质文明——笔者注）来输入到这半开化的城镇里，住在城中的绅士，以及绅士的太太小姐，能够常常用丝绸包裹身体，能够用香料敷到身上脸上，能够吃新鲜鲍鱼蜜柑的罐头，能够有精美的西式家具，便是这样无用的，无价值的，烂贱的，永远取用不竭的力量的供给拖拉来的。”(16)更典型的例子是，当时有“小重庆”之称的洪江虽然还是一个传统形态的城市，但作为湘西与贵州的商品集散地，已比较繁华，在一定限度下有了现代化的发展。(17)到20世纪20年代初，湘西王陈渠珍主政，办教育，设师范，办报纸，现代文明的输入进一步加快，“那时皮工厂，帽工厂，修械厂，组织就绪已多日，各部分皆有了大规模的标准出品。第一班师范讲习所已将近毕业，中学校，女学校，模范学校，全已在极有条理情形中上课。”(18)另据刘一友引新编《凤凰县志》介绍，20年代末30年代初，凤凰商业繁荣，城中有商店一百多家，甚至出现了新式澡堂，日常生活的消费性得到初步凸显。(19)以上分析表明，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的客观背景正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转型，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规定了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这一个体性知识生产的内蕴。 二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现代性给每个置身其中的个体带来了生活与精神心理的巨大冲击，“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日常社会生活的实质，影响到了我们的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20)沈从文的“乡下人”自我认同正是由于现代性的导入所引起的日常社会生活的嬗变，从而在个体精神心理上所发生的反应，作为一种针对现代性的个体知识生产，它具有明显的现代性反思与批判功能。 现代性从逻辑层面可分为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前者是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由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后者则指的是同社会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的一种美学概念的现代性，即主要是以浪漫美学和文学思想形式对前者进行的反思与批判。(21)社会现代性的发展，带来了社会和科技的进步，在“祛魅”中显现了文明的福祉，可同时也产生了弊病，诸如工具理性的张扬，人性的压抑，生活的世俗化、实利化等等。因此，20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家和哲学家对社会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一直不断。马克思是从政治经济批判入手的，更多的人则从文化批判入手。这种文化批判，有一种是以美学和文学思想形式对社会现代性进行反思。针对社会现代性的弊病，它肯定现代人的自然感性欲求，反抗功利化、技术化、理性化的世界，追思诗意地栖居，在人类的生存困境中寻求审美救赎，被称为浪漫美学或“诗化哲学”，自卢梭、席勒以降直至马尔库塞、海德格尔，已形成了一个显性的思想传统。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诗性”一词得以运用并被规定，它不是语言学的、思维科学的而是诗化哲学和生存本体论意义上的，它是社会现代性批判的一个范畴。 从偏僻的湘西到现代都市，沈从文遭遇并且真切体验到了乡土中国在现代转型时所产生的现代性问题。由于自身经受着巨大的文化反差与冲突，加上天性敏感，沈从文置身现代性问题场域中，他的现代性体验较之他人更为强烈。到北京后，他在日常生活中感到自身与都市格格不入，有了都市现代文明与自身生命异在的现代性体验。在早期写的自述传小说《生之记录》中，“镇日为街市电车弄得耳朵长是嗡嗡隆隆的我”，跑到半乡村的地方，听到富于生趣的鸡声，心生“一种极深的新的感动。”(22)基于这一现代性体验，沈从文开始了“乡下人”的自我认同。他随后在寓言小说《水车》中，借作为传统与乡村文明具象物水车的口，表达了对作为现代与都市文明具象物汽车的鄙视，“假使‘格’之一字，真用得到水车与汽车身上去，恐怕水车的骄傲也不是什么极不合理的事！”(23)完成着对现代文明的隐喻性批评。1928年1月，沈从文来到上海，这是一个现代文明症候得到典型发育的城市，他的现代性体验更为深切，“每月十三块钱光住房子，不算贵。不过倒马桶要钱，扫地的妈妈要钱，还有别的逢年过节，真是一个坏习惯。”(24)这是他对日常生活消费性的体验。而在一些以自我生活为原型的上海小说如《焕乎先生》、《中年》、《楼居》、《一日的故事》中，则揭示出主人公在都市生活中所遭受到的现代文明压抑。1929年9月，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沈从文明确说：“大都会生活使我感到厌倦”(25)。沈从文的“乡下人”自我认同随之走向理性自觉，他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也更进一步，在其他非自我原型的都市小说中得到了更广泛的表达。《某夫妇》、《王谢子弟》写出了金钱对人性的扭曲，《八骏图》、《绅士的太太》则揭示了理性压抑下都市人变态的灵魂。在《一个女剧员的生活》中，通过女主人公萝的体验，发现“人间只有琐碎的散文”，(26)而萝对宗泽的选择与其说表达的是一种爱情观，不如说表达的是一种反抗世俗化与散文化的文明观。沈从文甚至直接批评到：“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除了色欲意识以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这并非你们的过失，只是你们的不幸，造成你们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27)此外，沈从文在一些湘西小说中，还用病态的“城里人”形象来揭露现代文明对人的压抑，如小说《三三》与《夫妇》中所出现的来到乡村疗养治病的“城里人”就具有此种文化意义。(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