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8)06-0091-07 由于上海在乡土中国的特殊地位，近年来，有关上海及上海文学的研究渐成热点。然而综观这方面研究，它的不足也是颇明显的，这就是往往泛泛地将其纳入中西现代化的百年进程中进行考察，忽略了它在建国后十七年特别是建国初被社会主义文化“改造”的历史及其复杂性。也正因此，无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大潮还是在近些年勃兴的都市文学研究热中，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①等叙述此段上海历史的作品受到了冷遇，其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有感于此，本文拟从改造的主题、新人的形象、空间的叙述三个方面，探讨《上海的早晨》是如何按照当时流行的革命意识形态展开对1949至1956年上海及上海资本家改造的描写的。在社会主义文化视域中，这段洋场遗风与改造运动交杂混合的历史，并非如我们想象得那样简单，都市感性与革命理性的交织构成了这一时段上海历史书写的暧昧性。 一 《上海的早晨》是周而复根据建国初期的社会生活和自己的亲身实践，贯彻中共中央意图创作而成的。上海解放初，周而复历任中共华东局统战部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和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参加了“五反”运动、民主改革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工作，有机会经常接触民族资本家。作为一位有相当职位的官员作家，他十分赞同毛泽东在1949年的一个报告中对资本家既利用又改造的有关论述，并将它贯穿于《上海的早晨》的创作始终：“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但另一方面，也“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②，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国内基本矛盾。③在这部煌煌四部头、总计近两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周而复“揭露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揭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形象地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弃旧图新，为人民服务，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其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④无疑，这是一次主旨明晰的宏大叙事的尝试。 新中国成立初，中共中央在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不断地限制、压缩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存空间，最终以赎买的方式对其实施社会主义改造。这自然会遭到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家的抵抗。在《上海的早晨》中，汤阿英、余静、杨健等人与徐义德、朱延年、马慕韩等民族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不是一般的矛盾，而是社会主义改造与反改造的严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新生的红色政权依靠工人阶级，分化瓦解了资本家的攻守同盟。它不仅牢牢掌握了改造的领导权，而且在精神思想上也占据绝对的优势。全书通篇而下，分两个层面进行叙述：一是描写刚刚接管上海的新政权对资本家的利用、限制和斗争，另一是表现对他们的团结、帮助和教育，使其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在第四部中，小说主人公沪江纱厂总经理徐义德在历经抵抗、怀疑和反复后，最终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改造者的逻辑，认为自己是剥削起家而非勤俭创业；他那原本不学无术进而偷盗犯罪的儿子徐守仁也在新政权的教育下走上正路，展示了革命意识形态对资本家及其后代的巨大影响。 改造资产阶级是和改造城市联系在一起的。“上海这座作为半殖民地中国资产阶级现代性缩影的城市”⑤，其灯红酒绿富有魅惑力的夜晚如何与朝气蓬勃的共和国“早晨”这一新的起点接轨？周而复将该书题名为“上海的早晨”，表达了他将上海纳入社会主义文化构想的高度自信和自觉，寄寓着他对整个民族命运、国家设计的现代想象。按照毛泽东的文化理论，民族资产阶级属于广义的人民的一部分。⑥因此，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城市不是采取简单批判或打倒的政策（苏联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的是没收的政策），而是纳入社会主义文化想象的体制中进行和平赎买和改造。的确，作为曾是城市主宰的一个特殊群体，民族资产阶级能否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一个元素，这对以农村包围城市、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革命胜利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课题。早在进城之前，毛泽东就明确告诫：“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⑦。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无形就超越了“工人阶级决定论”思想。当然，毛泽东也指出：在新的“劳资关系中，应当依靠工人阶级，而不是依靠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不能依靠的。”⑧毛泽东把重点放在城市，并不是让城市成为主角，而是为了改造城市，使之成为无产阶级的大本营。在接管上海的工作中，“按其进程大体分成接收，管理，改造三大步骤（或称三个阶段）。”而改造阶段的特点是“政务、军事系统的各个部门，均按照老解放区的军政制度，进行全盘的彻底改造”。⑨可见，“按照老解放区的军政制度”、“老解放区”的价值观念来改造城市，是改造最终的目标。“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⑩如此这般，这就不能不使以世界性、物质性、消费性为特征的上海在解放之后的城市形象，面临极大的尴尬。 与毛泽东本人国家工业化愿望密切相关的是国有化运动的势不可挡。《上海的早晨》书写的是建国初期上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段新旧并存的特定历史。随着“三反”、“五反”运动、民主改革、公私合营进程的逐步深入，50年代前中期都市的面貌、功能发生了相应变化。另一方面，这种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因超越了左翼文学习见的剥削／被剥削模式，而显得不同寻常和富有意味。实际上，它已涉及以前被遮蔽了的工人阶级改造身份和管理身份错位的问题。周而复在揭示改造主题时正视城市新主人的历史局限性。在他笔下，无论是思想先进的工人，还是领导者，他们都无法挑起管理现代企业的重任。正是注意到城和人之间这种复杂的状态，《上海的早晨》方能为我们展现建国初期上海的真实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