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题目是命题作文，但正好和我现在做的研究有关系。先交待一下背景：我本科虽然读的是中文系，但个人兴趣一直在批评理论。80年代在北大读书时不守规矩惯了，到美国读博士，写博士论文前先写了本书（《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化热、先锋小说以及新电影》）。美国学术体制很严格，第一本书一般都是博士论文，但我却先写了本书，本想回头再花一两年时间写论文，但才写了两章就找到了一个正式教职，所以就在余下的五个月匆匆忙忙赶完了这个有关周作人、现代散文和现代文人意识的博士论文。郜元宝教授说我和他是在周氏兄弟研究上“交叉跑动”，他跑到这儿我跑到那儿。听说他现在做周作人，我又在做鲁迅了。我20年前写过一篇谈鲁迅和本雅明历史观比较的文章，虽然在美国教现代中国文学课的时候总会讲到鲁迅的作品，但直到两年前才开始系统阅读鲁迅，尝试把这种阅读融入我一般的理论和批评工作。我想国内读者对我批评理论方面的工作更熟悉，包括我在政治哲学和文化理论方面的工作，比如《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文学批评，如果我那本急就章的博士论文也算数的话，可以说在体制和“科班训练”意义上所做的研究和周氏兄弟有关吧。今年暑期回国已经在“重读鲁迅”的大标题下作了五六次不同内容的演讲，元宝希望我来谈谈文学批评的问题，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讲，这可以说是我的初衷。今天我的问题很直截了当：第一，重读鲁迅能给我们关于文学批评的思考带来什么启示和新的东西；第二，反过来，对于文学批评概念的思考在什么程度上能帮助我们重读鲁迅——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第一个部分，就是“‘重读’怎么读”的问题。怎么来看文学史、文学性和文学批评。也就是说，重读鲁迅对于文学批评的理论意义。 我觉得对鲁迅的阅读本身不可能仅仅是语文教学和文学史训练意义上的细读或泛读，如果读得有味道，它肯定是有理论味道的——有理论含义和批评的方法论在里面的。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和角度展开这个问题。下面我们会看到一串名字：从本雅明到保罗—德·曼，到德勒兹，到杰姆逊——我并不是来向大家介绍西方理论的思潮、模式和方法，我的兴趣不在这儿，而只是想借用这几个批评模式来说明我在读鲁迅的过程中的一些考虑，这样比较方便；但这些都是关于文学史、文学性和文学批评这几个基本概念的考虑。 我想先从本雅明讲起。先声明我不是要套用本雅明的方法来读鲁迅，我不主张这么做。读鲁迅就是读鲁迅，用一种老式的说法就是：用一种中国气派的读法读出自己的东西来——一切都在文本里。但是为了说明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在现代学术体制里边又不得不假借一些这样既成的符号来解释我们所做的中国内容。今天介绍的是大家不太熟悉的早期本雅明。在本雅明在搞青年学生运动、做博士论文、研究德国浪漫派这个时期的一系列没有发表过的小文章、手稿里面，专门谈到了文学史、文学批评和审美判断这三个范畴之间的关系问题。我有一个感觉：在90年代以来所谓国内学术界“思想被学术代替”的总的势态下，文学史概念变成学科范围里的笼罩性概念。我们的大学从本科到研究生到博士的训练，从对文学作品的感知到教授评职称，统统是在围绕文学史转。我们的学生到中文系来学习，实际上是来学习一大堆文学史，即有关文学生产、流播、研究和评价的种种通史、专门史、断代史。而本雅明的问题很简单，他那时还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但简单的问题往往最难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哪个重要——这的确是一个很基本、很要紧，而大家却不太去想的问题。 本雅明以他特有的出人意料的方式做了一个回答：文学批评是第一性的，文学史是派生的；没有文学批评就没有文学史，但好的批评家其实都已经是文学史家了。这观点在今天的学科氛围里看好像有点不专业，有点离经叛道。你搞作家评论、当代文学批评，这个怎么能代替文学史呢？我们文学史是学术，而批评家不过就是发发议论。但本雅明说，不然。他问道，“文学史”的重音是落在“文学”上，还是落在“史”上？如果说文学史基本上是个“史”，属于历史科学(historical science)，那么西方从古希腊的史学写作传统，经维科以来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科学，到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都有非常严格的“家法”。按照这个传统衡量，文学史不要说是个“边缘学科”，它基本上是个不够格的、没有严格标准的史学写作形态。也就是说，如果你把文学史放在近代西方历史科学的标准上来看，它没有一个史学的基础；它唯一能提供的历史知识，以及人们兴趣的来源，都是来自文学，而从来没有哪一部文学史作品能够跻身于伟大的史学著作之列（但我们知道有伟大的科学史、交通史、边疆史、战争史、外交史，等等）。所以，读文学史的人感兴趣的是文学，不是史；它存在的理由最终来自文学，而不是来自史学。但对文学感兴趣的读者从文学史里得到的是什么呢？有关文学的编年史、资料史、作家生平传记、文学活动纪事、关于文学的学术研究积累和整理，所有这一切加起来，能为人提供什么样的对于文学的理解呢？本雅明当然不是否定种种有关文学的知识的重要性，但他相信真正喜爱文学的人都会本能地吸收这样的知识而不受文学史窠臼的限制，因为文学史一方面不具有历史科学的严格性，另一方面也不能为“什么是文学”这样的问题提供答案。也就是说，它在终极意义上，对文学本质的理解无所裨益。放在今天，问题就是，我们读鲁迅究竟是要把它作为一个文学史的“物件”去读呢，还是作为文学批评的对象去读、从审美判断的方向去读？是作为文学史、学术史的材料，还是作为文学文本和写作来看？进入鲁迅文本的前提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重读鲁迅，我觉得有助于提出新的问题——我们今天肯定不能解决这个争议，但这不要紧——关键是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样我们可能通过对鲁迅文本的又一次的接触、体会、分析，在试图确定我们和鲁迅这个文本的关系的同时，推动有关文学史、文学批评和审美判断的理论性讨论。 在本雅明看来，文学史附属于文学批评，文学史是由文学批评派生出来的。由于我们对文学的兴趣、对阅读的兴趣可以派生出来对文学的来龙去脉、文学的材料、传记性的知识、历史的传承，所有这些对文学史知识的热情来自于对文学的热情。对文学的热情首先是对文本的关心，对文学性的关心。这种兴趣、热情和关心是无法被历史科学意义上的知识满足的，任何知性的、分析性的东西都不属于这个范畴。而文学批评则关系到文学作品和文学本身的“诗的使命”(the poetic task)和“诗的前提”(the poetic premise)，就是说，一部文学作品不但最终通过阅读和批评完成自身的使命，它的存在本身都是由这种阅读和批评为前提条件的。最终本雅明指出，文学批评自己也不是第一性的，它的哲学基础来自审美判断或康德定义的“判断力”。打个比方说就是，文学史是三级学科，文学批评是二级学科，美学是一级学科。文学批评或艺术欣赏的最终问题是一个判断力的问题，康德意义上的“审美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