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生存与发展既有历史传承性特征，也有空间延展性特征，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现象一样，文学艺术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特定的地理结构。在文学的空间形态中，自然环境、民族宗教、语言风俗、文化传统是较为稳定的构成因子，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则是变数较大的因子，这些因子交互作用造就了特定的文学板块，文学地理则是不同文学板块排列组合而成的一种文学呈现方式。对一定时期的文学艺术如果仅从时序的纵向视角进行考察可能会出现某些偏差，因为“相对论迫使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我们必须接受的观念是：时间不能完全脱离和独立于空间，而必须和空间结合在一起形成所谓的时空的客体”①。为此，只有对研究对象进行立体的包括空间结构的解析才能窥见它的全貌。文学的地理学研究与一般的文学研究明显不同的是，它重在考察一定时期文学的地域分布与整体格局，着力分析各个区域文学的生成原因及表现形态，并通过对特定时期文学地理的深层分析，进而认识和把握这一时期文学的多样性特征。 一 文学地理学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研究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它所指称的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部类。以前的中国古代文学地理研究和现当代地域文学研究，偏于作家籍地的静态分析以及作家审美养成与作品地域风格的阐发，过于看重地理环境中的自然景观、社会习俗、文化传统等稳定性因子。随着文学地理学的现代发展，人们对各种文学地理现象的认识逐渐深化，研究视野与思维方式更加宽广和开放，更多的社会环境因子被纳入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在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建构中，战争将政治的因素骤然加重和放大，作为政治表现形态的社会制度也因战争而突然变为文学地理构成中至关重要的因子。华北沦陷区作家关永吉曾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国土（地理环境），独特的语言、习俗、历史和独特的社会制度。由于这些历史的和客观的条件限制着的作家，他在这国土、语言、习俗、历史和社会制度中间生活发展”，于是，这些“生长教养我们的作家的整个社会”便成为文学诞生的地理环境②。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战争影响和决定着一切，此时的区域社会制度及其所属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中国文学地理诸多构成因子中无可置疑地占据了主导地位。 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地理呈现“三分天下”的格局，沦陷区、国统区和解放区分别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各区域的执政者均不遗余力地推行各自的政治主张。国统区的国民党政权在抗战期间致力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目标，意欲通过“抗建国策”建立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官僚独裁政体。解放区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则在坚持抗战的同时主张实行民主政治，把抗战同工农大众的翻身解放联系在一起，以便在战后建立人民民主的国家政体。占据沦陷区的日本侵略者欲将台湾侵吞为日本的国土，将伪满洲国以傀儡国的形式从中国分离出去，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沦陷区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三个区域统治者不同的政治诉求，决定了他们在实施各自政治意图的过程中对可资利用的文学资源实行的一系列调控方略，包括推行官方的文艺政策，扶植官方的文艺团体，控制包括文学载体在内的宣传媒介等。政治作为民族、国家、阶级或集团等政治实体所建构的权力机制，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学艺术具有巨大的统摄力，尤其在抗战时期，“战时的经济是统制的，政治也是统制的，政治和经济既然形成了统制的形势，那么这种形势，无形中自然要波及到文学上面来”③。因此，区域统治者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决策必然对区域文学的生产方式、作家的心态和读者的审美倾向产生重要的制导作用，进而规约了区域文学的性质。 从根本上看，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地理建构在当时的中国政治地理之上，是以各个区域不同的社会制度为基石，同时涵纳其他地理因子而构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空间形态。也就是说，抗战时期由不同社会制度支配的行政区域实际上是权力话语对地域分割的结果，生存其间的文学艺术基本上是在这一权力话语下主动或被动的集结，政治权威对区域文化具有较严密的控制力，基本规范了区域文学的政治取向。政治对文学的这种规范和影响一方面凭借区域政治权威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另一方面则依靠体现统治者政治意志的政治话语。上述两类规范形式构成了抗战时期区域文学的言说环境，因而成为划分战时文学地理的主要界标。 对此，东北沦陷区作家季疯关于“言与不言”的论述似乎更能说明这一问题。季疯在1940年曾说： 一个人，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能够说的话，一定要说；可是应该说的话，“有时却不能够说，这其中的甘苦，决非‘无言’之士所能贪图其万一”！ 一个人压制别人应该说的话，那是恶汉；逼人说不能够说的话，那是蠢材。④ 季疯此说曾广为沦陷区文学研究者称道和征引，有人认为该文尽管行文隐晦，却准确地传达出沦陷区社会环境对“人”的自由表达的限制⑤。此言切中肯綮，但仅止于此却难以发掘季疯此说的更大价值。实际上，季疯这一颇为睿智的说法不仅道出了沦陷区作家的思想状态和创作特征，如果做一些修饰性理解的话，它在一定程度上完全可以概括抗战时期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大文学区域的言说环境。 “言与不言”可以分为“应该说的话”和“能够说的话”这样两类话语方式，而“言与不言”的具体内容，则可解读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文学的基本属性，甚至可以视为划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主要界标。季疯所谓作家“言与不言”的苦衷源于他们所面对的创作环境，而作家们言说的边界则被控制在区域行政当局所扎制的涂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文化篱笆内，被圈定在显示区域政治气候的文坛隔离墙下。正是这些篱笆和隔离墙，将战时中国文坛拆分成不同的文学板块。 在三大文学地理区，各区域行政当局为了强化区域的主导意识形态，都在努力整合区域的政治话语，进而确立各自的知识系统。沦陷区整合文坛凭借的是殖民主义武力对作家言说内容和言说方式的钳制，敌伪当局严禁文学创作中一切所谓“对时局具有逆反倾向者”和“激发民族对立情绪者”⑥，并通过监禁捕杀等强硬手段禁止作家们跨越雷池。国统区整合文坛依靠各种各样的检查制度所织就的严密文网，以查封报刊、封禁图书、禁止演出等方式封堵文坛，限制和压迫作家们的创作自由。老舍曾说，他此时一拿起笔来就“像个小贼似的东瞧西看，唯恐被人抓住”⑦，这一说法形象地说明了国统区文坛的政治低气压。解放区文坛的整合则源于作家们普遍的政治归属感，解放区作家经过文艺整风获得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丁玲真诚地表示自己要做“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⑧。丁玲们幡然转变旧有的思想意识，心悦诚服地同工农大众相结合，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出于皈依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真切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