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在我为研究生开的“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的课上，经常有同学问这样一个问题：在讨论当代文学史的时候，不少老师的结论都是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为什么80年代的当代文学研究界有那么多共识，今天的共识却很少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它是说，当代文学史的建构模式蕴涵了当代人的价值趋向和时代潮流时，它就具有了当代性。但是，当这种“当代性”还来不及沉淀和经典化，人们对它的理解和运用就会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然而，它虽然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仍然有进一步具体分析、探讨的必要。 一、历史研究回答当今的问题 不知道同学们想过没有，说到“当代文学”大家都知道指的是什么，但是，在理解当代文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问题时，人们的意见分歧可能就大了。有不少人认为，当代文学就是“当下”、“当前”、“最近”的文学创作的状况，所以，如何以“批评”的方式及时介入当前的文学，即是它的基本职责。这肯定没有错。但它指的只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即文学批评。当代文学研究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即它面对的是“过去”的文学，是文学批评已经难以处理的文学史的事实，也就是说，它已经是一种“历史研究”。它显然清楚，“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回答交谈。”①“历史之所以是现在与过去的交谈，乃是因为：人们总是从现在的需要出发去研究历史，否则就没有意义。”② 然而，这样去理解“当代性”问题仍然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虽然承担着不同的任务，但是，它们的“当代性”并不仅仅与当今的问题划等号，更不是后者的附庸。即使它们批评或研究的是当前的对象，这种对象也来自历史的深处，携带着历史的遗留问题，更多时候这些问题还表现为历史在当下的“替身”。巴尔扎克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小说家同时也应该是历史学家”。套用他的观点，我觉得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也理当是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即使他们不去做繁琐的考证、辨伪，不去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艰苦而长时间地寻找和爬梳，那他们也得具有历史学家客观的眼光，沉静的心境，宽阔的视野，以及把“当代意识”植根在复杂、缠绕、矛盾的大量问题之上的习惯。更具建设性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不是告诉我们“它是什么”，与此同时也应该告诉我们“它为什么是这样的”。他们应该在为什么是这样的思维层面上寻找当今问题的答案，而不是总是停留在它是什么的思维层次上。 我想以对“路遥讨论”的再讨论来展开我的问题。我们知道，路遥在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是很“重要”的作家。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是不能不读的优秀作品。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路遥被文坛严重“边缘化”，出现了为他“辩护”的声浪。出于“当代性”的焦虑，研究者强烈地希望把作家“完整”地请回到当今的问题之中。“他之所以如此，是与他对现实的‘中国国情’的深察相联系的，不是他没有‘理想’乃至‘幻想’，而是中国的现实如此这般地要求他选择这种‘现实主义’。”③如果说当时的农村题材小说，最常见的是农村社会变迁和新旧势力冲突，“停留在就事叙事、摹写生活的水平上”，而《人生》，不仅“带有浓重的哲理色彩和普遍的人生意识”，还“引导人们进行富有哲学意义的再思考。”④“十一月十七日，是路遥的忌日。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这位英雄作家，这个内心世界充满青春激情的诗人，离开这个他深情地爱着的世界，将近十个年头了。十年里，我常常想起他，想起这个像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把写作和生活、生活和写作视为同一件事’的、‘直到最后一息都忠于神圣天职的人’。”“每当看到那些令人失望甚至厌恶的文学现象的时候，我也会想起他，就会想到这样的问题：假如路遥活着，他会这么写吗？他能与那些颓废、消极的写作保持道德和趣味上的距离甚至对抗的姿态吗？”⑤在作者设置的“为谁写”、“为何写”、“写什么”、“为何写”的程序中，人们可以迅速发现路遥评论“当代性”的出发点：这就是，以路遥的“现实主义”、“哲学意义的再思考”和“把写作和生活视为同一件事”作为新的“写作标准”，来批判和反思当今“那些颓废、消极的写作”。通过还原一个完整的路遥，来回应和警醒当前文坛轻浮、非历史化和散漫的现实。 确实，上述观点也应该是关于路遥的“历史研究”，因为它们还满怀深情地回顾了作家创作的“历史”。但是，上述试图借路遥的“历史”来回应“当今问题”的做法，并没有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一位年轻的研究者尖锐批评道：“可以说目前大多数关于路遥的研究文章都是‘反历史’的，对于路遥的无缘故的冷落和无条件的吹捧都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的态度。”他认为，路遥在90年代文学中被边缘化，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一是“路遥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似乎带有某种‘偏执’，他始终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农民’作家。”这样，他不仅把自己与所谓“新潮”作家区别开来，还有意拉开了与他有某种文化和精神联系的沈从文、汪曾祺和贾平凹的“距离”。二是“他夸大了文学界和批评界对他的‘冷落’，从而形成了某种对现代的‘憎恨’情绪，把自己想象为一个与‘整个文学形势’进行斗争的‘孤独者’形象。第三，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路遥的“成功”都带有与1985年以前文学体制“合谋”的明显痕迹。但随着1985年的文学转型，“‘现代派思潮’给‘现实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对‘现实主义’的话语空间给予了很大的挤压。”然而，他的现实主义小说观念和意识却没有及时调整，并在文学残酷竞争中获得更强势的地盘，这就使他和他的小说的被“淘汰”成为某种“必然”。就在“现代主义”处于强势，而“现实主义”处于守势的历史间隙中，作者对这位“尴尬”的作家的分析是：“站在1985年以来形成的‘纯文学’的或者‘纯美学’的观念来判断路遥，当然会得出路遥并不‘经典’的结论，因为路遥的作品并不能给现代批评提供一个‘自足’的文本。但是如果站在一种‘泛现实主义’的立场上来夸大路遥的地位，也同样值得怀疑，因为一个事实是，路遥的最高成就其实止步于《人生》”，他前期或后期的作品都未能真正超出这篇小说的艺术水准。⑥ 之所以围绕路遥的评价存在争议，我想主要还不是谁的研究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的问题，而是这种历史研究在回答当今问题时谁更具有“有效性”出现了不同理解。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前者试图把路遥从他复杂的历史状况中“孤立”地拿出来，并以他为“标准”来批评“当下”的文学状态；而后者则把路遥“重新”放回到他当时创作的历史语境之中，通过他与这种语境的分析性研究，来重审他被边缘化的“当代性问题”的。“韦勒克认为文学史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要描述结构的动态史，而这样做的关键是要建立一种‘体系’的眼光，必须‘把文学史视作一个包含着过去作品的完整体系，这个体系随着新作品的加入而不断改变着它的各种关系，作为一个变化着的整体它在不断地增长着。’”⑦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把从历史研究角度回答当今问题看作是一种最佳的文学史研究的“当代性”的时候，这种“当代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种“动态史”，而且随着“新作品的加入”，它更重要的是一种“‘体系’的眼光”。它尤其不应该是固定不变的“当代性”，而应该是前面已经说过的“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回答交谈”。但是，路遥的问题显然不仅仅是“现实主义”已经走向“枯竭”的问题，当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了解释他创作问题的“当代性”的时候，这种当代性是不是又在固定对这位作家文学世界的理解，同样又是“当代性”为人们提出的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