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很多作家，都有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迁徙经历——少时在乡下生活，成年后留在城市工作，可是，他们对城市生活，往往感到陌生，回忆起那些童年的、乡村的记忆，反而觉得亲切。所以，当代文学中，作家们写得最好的，还是那些与乡村、小镇有关的作品。何以城市生活在作家眼中变得如此僵硬而缺乏感觉？因为城市是一个公共世界，它往往抹平个人的感觉差异，城市生活中所看见、听见的，吃的、住的、玩的，几乎千篇一律，这样的生活，本质上是非文学的——文学所要表达的恰恰是个别的、私人的感受。因此，我尤为重视文学写作中那些精微的、地方性的、小视角的、生机勃勃的经验和记忆，那种无法被粗暴的消费文化所分割和抹平的记忆，我觉得这才是文学书写中最动人的景观。 我把这个记忆的原点，称之为是写作的根据地。每个作家，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写作根据地，而写作，正是朝向这个根据地的一次精神扎根。格林说，作家的经验在他的前二十年的生活中已经完成，他剩下的年月不过是观察而已。“作家在童年和青少年时观察世界，一辈子只有一次。而他整个写作生涯，就是努力用大家共有的庞大公共世界，来解说他的私人世界。”看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就能理解，为何那些伟大的作家一生几乎都在写自己所熟悉的故乡。鲁迅写绍兴，沈从文写湘西，莫言写高密东北乡，贾平凹写商州，福克纳写自己那像邮票一样大小的家乡——每一个伟大的作家，往往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写作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如同白洋淀之于孙犁、北京之于老舍，上海之于张爱玲，沱江之于李劼人，马桥之于韩少功。诗人黄礼孩说：“在省略了身份，省略了祖籍，省略了故乡的今天，在身心日渐凋落的时候，在你无法把身体安放在哪里时，回到出生地，寻找适合自己进入和表达的地方，寻找更自由的呼吸和从容，肯定是写作上的一次再启程。”确实，当现代化的思想日渐一统天下时，强调地方视角的叙事，强调来自出生地的记忆，正是对文学地理学这一丰富可能性的捍卫。 在这样一个迷信进化论、追求日日新的时代，真正的写作，有时必须是一种精神的后退。退守到自己的根据地里，使自己的感受、经验、记忆变得有来源地，而不是飘忽的，这就是写作的扎根。文学是有出生地的，作家是要追问自己的精神来源的。尽管像故乡、出生地、老家这样的说法，更多的是一个精神概念，并非地方主义的标签，但通过它重申一种让灵魂扎根、人心落实的写作品质，在当下这个浮躁、挂空的时代，有着特殊的意义。一个作家的精神，必然受一个地方的地气滋养；一部作品的面貌，也必然带着那个地方的特征和细节。因此，在我的阅读习惯中，我特别留心一个作家是从哪块土地上长出来的，我相信，一个人的写作秘密，正是潜藏在他那些感受、经验和记忆的根须上。 当我读到徐通福先生的文字时，那种天然的亲切感，正源于此。他是我的福建老乡，从他老家宁化县，到我老家长汀县，不过是百儿八十里路，半个多世纪前，这两个县同属汀州府，为客家人的居住地，整个闽西山区，周回数百里，风俗、口音、饮食都相似，那里的人情、风物、历史，我也并不陌生，所以，读着徐通福的文字，我的思绪往往会飞越那些山川、小河，回到自己的家乡：祖屋，长衫短褂，锅边糊，母亲，村口的小路，荒地，布鞋，班驳的老墙，花生，地瓜……多么熟悉的事物，仿佛就在眼前。这些都是我小时吃过的食物，也是我在故乡生活时经常看到的场景。就像胃是有感情的，小时吃过什么，就能记着什么；眼睛和思想，我想也是有感情的，碰到那些熟悉的事物，也会情不自禁地多看几眼，多想几回。因此，当拿到徐通福的散文集《风雨家园》(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时，我首先挑出来读的，就是那些和闽西风物、个人记忆有关的篇章——如《祖屋》、《长衫短褂千层底》、《两地锅边糊》、《母亲的佛缘》、《山里人》、《寻找培田》等，从这些文字中，我接续上的是一片我所熟悉的热土，以及那些情深意长的故乡人，他们就站在文字的另一端，看着我，并与我说话。我迷恋这种阅读感觉。说句实话，这些年来，很少有类似的贴身的文字，能迅速激活我心中那些沉潜了多年的故土记忆。尽管经常有朋友来劝我，在研究文学之余，可以多写一点有关故乡和个人的闲笔文字——毕竟，在我的评论文字中，偶能见出个人的性情，甚至也不乏散文的笔调，但我总觉得，童年和故土的记忆，对一个写作者而言，是一笔巨大的宝藏，如果面对它的情感还没有酝酿成熟，轻易动笔，就有可能浪费这笔财富。 可是，我却意外地在徐通福的笔下读到了这样的文字： 闽西有无数座山，在闽西的万山丛中，有无数个村庄。我的家就在其中一座村庄里。如果你是城里人，是很难分清此山与彼山、此村与彼村的，但你一定会留意那些身着蓝布“大襟衫”，脚穿千层底布鞋，脑后绾着发髻的妇女。那群妇女中，有一位就是我的母亲。(《长衫短褂千层底》) 这是一篇文章的开头，朴实，庄重，深情，因为即将要叙说的是母亲，大山里的母亲。我被这个母亲形象所感动，并且认为，徐通福所写的，也是我的母亲。我还小的时候，只要是晴天，穿的也是母亲做的布鞋，那绵密的针脚，严实的鞋面，小时候并不知道花费了母亲多少的心血；等到现在明白了，已经不忍心让年老的母亲为我再做一双布鞋。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双双鞋，一件件毛衣，甚至我的衣服上所有的扣子，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织而成的。这些衣物，老家还存着一些，我们兄弟姐妹当然早已不穿它们了，可是，有一年回家，我偶然发现，俭朴了一生的母亲，终归不舍得把这些旧衣物丢弃，它们还是被洗得干干净净地收在一个大木箱里。如果十年前我看到这些旧东西，或许会嘲笑母亲多此一举，现在的我，却惟有感动。母亲何尝不知道，这些旧衣物早已没了穿的价值，留着它们，与其说是舍不得，还不如说是为了保存她自己一份旧时的念想。那一刻，我终于理解了母亲，我知道，自己确实是长大了，母亲也确实老了。于是，我继续读着《长衫短褂千层底》，记忆在这个瞬间就全部都活起来了：“一年四季，不论春夏秋冬，只要得闲，母亲都要拿出一家老小的鞋样，打开那只箱子，把破衣服拆成布片，用地瓜粉熬成浆糊，一层层粘好晾干，再按鞋样大小裁成一只只鞋底。这道工序完成后，母亲用事先搓好的粗麻线和锥子，在上面扎上密密麻麻的针脚。母亲扎的针脚非常匀称，周边是两道封闭的平行线，中间是无数个‘人’字，麻线拉得松紧适度，做成的鞋底十分结实。”——这也是我熟悉的母亲的身影，她一直定格在我的成长记忆里。直到今日，我也无法忘怀这样的场景：一年到头，母亲都在为我们六个兄弟姐妹的吃穿而劳碌，缝衣服、纳鞋底，更是她不间断的闲活，有时候，母亲的眼睛花得厉害，就会让我帮她把线穿到针眼里，可是我手忙脚乱一阵之后，多半会换来母亲的一句嗔怪，“小小年纪，眼神还不如我呢。”我的母亲，和徐通福笔下的母亲，何其相象。她们的白发是一样的，心地是一样的，甚至，纳的鞋底的针脚多半也是差不多的，因为她们的心里怀着同样一份对儿女的爱，她们也生活在同样一块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