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无疑是一位充满了忧患意识和叙事激情的作家。长期以来，他总是借助丰沛的艺术想像和狂放不羁的话语方式，不断地深入到当代社会内部，尤其是围绕着各种隐秘的权力结构形态，展示了种种尖锐且又不乏荒诞色彩的人性景观。特别是在那些以耙耧山脉一带的中原文化为背景的作品(像《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年月日》、《受活》等)中，阎连科不仅生动地演绎了各种欲望喧嚣与人性狂欢的生存场景，还揭示了乡村社会结构中权力之间彼此勾连且又相互倾轧的复杂状态，传达了作者内心深处极度焦灼与愤懑的精神状态。可以说，在中国当代作家群里，我们几乎很少看到有人像他那样，对现实永远保持着高度紧张的关系。也正是这种紧张关系，使得他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一种“剑走偏锋”的极端方式，为他内心的某种理想，不断地向各种现实伦理发出巨大的挑战。 这种持之以恒的挑战姿态，在他的长篇新作《风雅颂》中再一次展示出来。在这部小说里，阎连科以中国最有名的高等学府“清燕大学”为背景，通过一位大学教授、《诗经》研究专家杨科的荒诞命运，在充满诙谐和反讽的叙事语调中，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气质和精神操守进行了一次无情的解构。 “混乱时代”的知识分子及其生存境域 严格地说，《风雅颂》并不是一部非常优秀的长篇。从内涵上看，作者对当代中国大学内部的体制结构以及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域的了解，还只是满足于一些共识性的经验之上，缺乏精深有效的思考。尽管有人认为，他“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恶痰，朝他们丑陋的裤裆狠命地踹了一脚”①，但其意义也仅限于这种发泄的层面。从叙事上看，小说虽然延续了作者一以贯之的黑色幽默式的反讽基调，但在处理人物内心深处的一些精神状态时，脸谱化甚至平面化的倾向亦十分明显。但是，这部小说之所以让我们产生某种内心的震动和阐释的欲望，主要在于，阎连科非常敏感地触及了中国当代文化体制中存在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即一种被规则化和制度化的时代病症——它在强大的工具主义实用原则的驱动下，使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不得不接受被现实制度扭曲了的命运。“事实上，艺术和学术活动的独特和有价值之处，正是它没有直接受控于工具主义风气。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不是着手生产顾客需要的东西，而是追求实现更高远的目标。”②而在实际生活中，实利化的求知和无私的真理性的求知之间的界限却被模糊了，它导致了缺乏实用价值的人文知识分子越来越走向边缘，也越来越失去精英化的角色。而在《风雅颂》里，主人公杨科尽管对此并没有更为清醒的认识和有效的反抗，但他以自己的生存际遇见证了这一吊诡的现实。 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里曾经指出，人类社会经历了神权时代、贵族时代、民主时代，而现在则到了一个混乱的时代。这种混乱时代的文学特征就是，一切审美规范开始被打破，万物破碎、中心消解，仅有通俗的文学和大众的趣味在蔓延。“文学生产和消费方式的社会化不能消除早期教育的这种滑坡。当今大行其道的学术道德是鼓励人们放弃要历经艰难才能获得的快乐，而去追求那种容易获得的、到处可见的乐趣。托洛茨基鼓励他的马克思主义同志们去读但丁，但他在今日美国大学里却不会受到欢迎。”③也就是说，在当今的文学教育中，人们对传统经典的强力排斥，不是因为他们渴望开创新的经典，而恰恰是因为经典内在的丰富性“阻遏”了人们的接受——现在的人们再也不愿意去寻找“历经艰难才能获得的快乐”。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这种普遍放弃精神探索的大众审美趣味，现代的高等教育机构却不是从知识精英的层面上去大力引导和改变它，而是不断地以制度化的手段来迎合这种趋势，“英语系及相关系科始终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并且还极不明智地吞咽下一切看上去可以吸收的东西。这种生吞活剥产生的可怕结局将是自我毁灭：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与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或者，通俗文化作品取了难懂的大家之作而成了教材”④。这也导致了那些以思想精英自居的知识分子，在大学里越来越受到排斥。 对于这一情形，美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曾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分析。他认为，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充斥着一种反精英式的平庸主义文化思潮，“19、20世纪的进步运动所针对的是精英特权，以及寡头组织决心以多数人的生活质量为代价，控制和垄断社会资源。今天的反精英主义很少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权力上。相反，它的攻击目标是各种常被错误地与精英联系在一起的行为、文化和教育。繁复的语言、复杂的思想、挑战性的教育，以及高难度的形式，如今都被贴上精英化的标签，因此被认为是件坏事”⑤。在弗兰克·富里迪看来，这种反精英主义所依据的理论口号是一种庸人主义的民主和包容。“理想的民主参与的前提，是具有智力和责任心的公民，他们自主地行动，并行使他们的权利。他们能够批评和接受批评。他们成熟，具有责任感，乐于对不仅影响他们，而且也影响着他们社区的其他部分的事情感兴趣。当代文化和教育机构发出的信号，显示出并不希望大家按民主理想来行动。相反，他们希望他们的听众是情绪化的，只对自己感兴趣，缺乏好奇心，尚未成熟。”⑥另一方面，“在我们的文化官僚看来，担忧大学面临着学术危机，担心变得弱智，或者担心把公众当儿童对待，这些都完全不合时宜。他们相信所发生的一切，是教育和文化正在变得更包容……包容从概念上说，被认为表达了一种反精英的和参与性的欲望。对精英主义的敌意现在成为每个希望加入文化精英队伍的人必须具备的。‘精英’这个词的意义也被扩大到描述那些被认为不是直接与普通人相关或者无法被他们获取的用语、教育和经历。充斥文化生活的平民主义语言充满了敏感，它用玩世不恭的眼光看待所宣称的艺术和思想上的卓越性。把一个机构描绘为精英化的机构，常常包含着不赞许和责难的意思”⑦。这种借助所谓的民主和包容所建立起来的文化教育体制，不仅进一步激化了民众智商的衰弱，而且充满了工具主义的实用色彩，使教育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充当经济发展的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