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同时代的作家，苏童无疑是近二十年来最年轻、最富才华和灵气的短篇小说家。这可以从他的《桑园留念》、《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到《西瓜船》、《拾婴记》等约一百五六十个短篇小说得到有力的证明。如果从一九八三年发表于《青春》杂志的短篇小说《第八个是铜像》算起，苏童已经有二十五年的短篇小说写作史了。尽管苏童的长篇小说《城北地带》、《米》和中篇《妻妾成群》、《罂粟之家》曾给他带来巨大的声誉，但我感觉苏童面对这三种文体的时候，最为自信也最得心应手的还是短篇小说的写作。一般地说，一个作家的写作观和对于世界、存在的理解，以及他所形成的审美、写作惯性，在他写作的前七八个年头才会清晰地显现出来。实际的情形是，苏童一走上文坛，他的每一篇小说的写作，都无不深深地浸染着深长、灵动、唯美的浓郁风格底色。并且，他的出色的想象力，他的语言感受力和叙述、结构能力，使我们特别地惊异他高起点的写作。这些，在他的越写越成熟的短篇小说中日益显出咄咄逼人的力量。即使是那些发现其写作“存在一些问题”的批评者和研究家，也不能否认苏童写作的灵性、出色的虚构能力和行文的唯美气质。而且我们在苏童的短篇小说中看到了一个作家，如何凭借智慧运用最精炼、最集中、最恰当的材料或者元素，去表现复杂、丰富、开阔而深远的内容。我们在他的一篇篇小说文本里，不仅体验到一个作家的想象情貌，还被叙述带入一个有重量、有精神、有隐喻和无限张力的存在和现实当中。就短篇小说这种文体的凝练、精致和唯美品质而论，苏童的作品在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中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写作，从文学的繁杂、多变的一九八○年代到纷纭、喧嚣的世纪之交的文学气场，长达二十余年里总是显得踏实稳重，不焦躁也不算计，完全可以用快乐、从容不迫、丰饶多产来描绘他短篇小说写作的旅程。这或许也是他能将短篇小说写得如此空灵、精妙的重要因素。我们可以在苏童身上，充分地感觉到一个真正小说家的天分和执著。这一点，不仅在他那一代作家当中是出类拔萃的，就是将其置于整个当代文学创作的视野中，我们也无法忽视他在短篇小说写作方面的重要贡献。 对一位同样也擅写长篇和中篇的作家来说，我还是忍不住将其称为“短篇小说大师”，这似乎并不会掩抑住他整体创作上的魅力。当然，我对苏童的“短篇小说大师”的称谓，并非那种类似文学史的“盖棺定论”，而是表达着一种尊重和敬畏，是对其短篇小说写作品质和魅力的真切肯定和强调。因为苏童对短篇小说写作的酷爱，孜孜不倦的精心耕耘，不仅给他的写作带来激情、兴奋和快乐，而且给它的阅读者带来了无比的幸福。谈到短篇小说的写作，苏童甚至放弃掉一个作家擅用的含蓄的表白而直言： 我想我患有短篇病，尽管它在我的创作中曾被莫名地压制了，但我知道它在我的内心隐匿着，它会不时地跳出来，像一个神灵操纵我的创作神经，使我深陷于类似梦幻的情绪中，红着眼睛营造短篇精品。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写出了理想中的短篇精品，也许这对于我将永远是一个甜蜜的梦幻，而我也乐于沉浸在这个梦幻中。我希望辉煌的、流行的、声名显赫的中长篇给我一个好作家的名声(这是我对时代和文学潮流的妥协)，然后我可以有足够的资本让我的短篇病成为我真实的标签。这个想法也许同样显得一厢情愿，而且多少有些俗气之处，但我不想隐藏我的阴谋。 上帝，有朝一日让我成为一个优秀的短篇大师吧，我将为此祈祷。① 我想，这看似多少有些“戏言”的表述，其中必定有着苏童内心不言而喻的渴望与期待。关于苏童对短篇小说写作的迷恋，苏童在给自己五卷本短篇小说“编年”集的序言中还坦言：“很多朋友知道，我喜欢短篇小说，喜欢读别人的短篇，也喜欢写。许多事情恐怕是没有渊源的，或者说旅程太长，来路已被尘土和落叶所覆盖，最终无从发现了，对我来说，我对短篇小说的感情也是这样，所以我情愿说那是来自生理的喜爱。”②我觉得，在这里，苏童一方面为自己写了这么多的短篇有一种莫名的自豪，他不为自己的崇高自豪，而是为自己的忠实自豪；另一方面，他很清楚，喜欢写短篇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既没有什么可羞愧的，也没什么值得夸耀的，也没有任何殉道的动机。仅仅是喜欢而已。他说这也许就是一种“生理性”的喜爱，尽管不够贴切或确切，但是我们会感到非常真实和真切。一个作家喜欢一种文体是很自然的事情，这种文体与他擅长的结构方式、语言感觉、叙述节奏，乃至作家的精神状态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苏童而言，他并没有因为短篇这种文体，将自己逼向一种狭窄，相反的，他更愿意在某种单纯或是和谐之中表现深邃的意蕴。我注意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小说家，几乎没有谁会像苏童这样，会对一种文体如此钟爱甚至是偏爱，并且对自己少年时代的记忆格外珍视，并虔诚地进行满怀敬畏之意的表现、挖掘。这其中最大的一个动因，我想一定是源于苏童对文学的赤子之心。记忆、想象和对文体的偏爱，都成为苏童写作宝贵的精神资源。 具体谈到小说创作，苏童认为，“小说应该具备某种境界，或者是朴素空灵，或者是诡谲深奥，或者是人性意义上的，或者是哲学意义上的，它们无所谓高低，它们都支撑小说的灵魂”③。这也可以视为苏童的小说观。苏童完全算得上是一位自觉的、对文学境界有着较高追求的小说家，他的审美态度，他的结构智慧，他节制或松弛的叙述，将自己的精神和灵性注入作品的勇气，都可看作他对小说那种精妙充实境界的沉浸。就像林斤澜的“矮凳桥”、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阿来的“机村”、阎连科的“粑耧山”和“瑶沟”，苏童一下笔就找到自己的精神故乡和地理坐标——“枫杨树乡村”和“香椿树街”。正是在这块“邮票大的地方”，苏童的写作呈现出新的想象和小说的可能性。他通过它，用心地经营、演绎或注释了南方文化及其人性、历史、存在的迷魅。而短篇小说的凝练、细致和谨严特征，使得他能够从不同的视角和侧面，耐心地、逐一地打开生活、人性的皱褶。以“城北地带”和“枫杨树乡村”为视景的南方想象的疆域，在苏童笔下的小说中，构成独具特色的苏童的“纸上的南方”。尤其他的大量短篇小说文本，更加显现出个性化的、深邃的意味。这些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构成记录南方文化的细节和数据。无论是对历史的模拟和描绘，对家族、个人的记叙，还是对乡间、市井的营构，都隐藏着诗性的意象和浪漫、抒情的气息。在这里，其他文体所无法替代的、短篇小说的幽韵，丝丝缕缕地从字里行间发散出来。这些，都成为新鲜而不多见的小说叙事的美学经验。因此，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正是短篇小说这种文体，宿命般地、静悄悄地在使苏童的写作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同时，铸成了许多中国当代“现代文人抒情小说”的经典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