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云路的《新星》完稿于1984年，其描写的历史时段是1981年至1982年①。这是中国官方公认的改革的第一阶段，即从人民公社到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星》被当时的一些批评者认可的一大理由就是“它是与时代同步的”、“具有当代意识的”②现实主义作品。《新星》发表于1984年第3期的《当代》增刊上，随后在1986年由太原电视台改编为同名电视连续剧(编剧李新，导演王子庆，周里京饰李向南)，播出后掀起一股“新星热”，“在1986年，《新星》的主人公李向南曾是全中国人在饭桌上和客厅里议论的话题；由屋及乌，甚至连在电视剧《新星》中扮演李向南的周里京也顿时成了影视界的一颗新星”③。李向南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各个阶层言说的对象，在不断的编码、书写和传播之中成为一个负载有普遍想象和普遍情绪的“符码”。从小说到电视连续剧，柯云路、批评家以及一大批匿名的读者把自己关于“改革”、“文学”的想象不断地投射和附加到《新星》上，最终生成了一个复杂同时又隙缝丛生的“改革叙事”。 改革叙事中的时空隐喻 在小说开篇的“引子”中，李向南在凌晨参观了古陵县的一座古塔，这样一个场景的安排对于即将展开的“改革叙事”至关重要。 这座古塔同时也是一个历史博物馆。我们注意到李向南的参观是从第一层到第五层，分别是史前人类时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青铜器时代、汉唐元明清时代。参观的顺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线性进程，每更高一层代表着一种更高级、更先进的文明体系，在这种“空间”转移过程中，潜藏着的赫然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的时间意识。而正是这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念，支撑了“改革”作为一种历史叙事的普世性，改革不是历史进程中的偶然，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和必然趋势，正如一位党的最高领导人所指出的，“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力。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带领人民追赶时代前进潮流”④。将中国的改革嫁接到整个人类和世界历史的高度上去，这不仅是20世纪80年代最高决策层的叙述策略，也是当时文学叙事惯用的修辞手段⑤。“电视剧的每集片头，剧作者总是把我们引入一个历史的横切面——古陵县城郊。……这一古老文明、历史积尘和新时期光照织染而成的斑驳画面，寓意深刻地揭示了古陵县面临的这场改革，乃是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同愚昧落后进行斗争的历史延续。”⑥ 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古塔上的这段历史是不完整的，它结束于中国的最后一个朝代清代，而后就一跃而到了李向南所处的“当下”，那么，这中间的一百多年的现代历史去了哪里？对于柯云路那一代人而言，他最不应该忘记的就是这段历史，因为无论是李向南还是柯云路都是这一段历史所“塑造”出来的。很明显，柯云路刻意模糊了这段历史，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缺少反思自我历史的勇气和态度(这将严重制约他叙事的深刻)；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给李向南的“改革叙事”一个唯一的起源神话：古陵的“现代”是从李向南开始的，正如小说中充满感情的叙述：“这是几十年来要揭都没有真正揭开的艰难的现代文明的一页。”⑦ 李向南占据了“改革的制高点”，他比乔光朴、丁猛更有力量，因为在进化的链条上，他处于更高的一个级别。这暗示了柯云路对改革的阶段性认识，如果说在1979年，“改革”对于柯云路来说还只是丁猛在“车间企业”的恢复生产，那么，在此“改革”已经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革新，它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构建一个完全不同于古代中国的“现代文明”。 在古塔、钟声和文物展览之中，柯云路为李向南的出场精心设计了一个具有仪式气氛的时空，这一时空不仅为主人公的改革故事提供了最大的合法性，而且强化了李向南作为一个开天辟地的改革者的形象：在黑暗中突然灯火通明的古塔很容易让人想起有关“延安宝塔”的隐喻，李向南独立高楼俯视天地也暗示了他的“拯救”角色和领袖形象。这一切透露出柯云路的野心，他试图完成一种类似于“红色经典”的关于“改革”的宏大叙事。但李向南真的可以为我们提出一个现代意义的改革规划并把它付诸实践吗？事实证明这将是极其困难的事情。 “体制内”改革规划 以李向南为中心的古陵改革的大幕拉开了。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李向南的“改革规划”： 1.同志们，使咱们古陵县尽快成为全国两千个县中的富户——最好是大富户，这就是我的想法，这就是我们大家应该奋斗的目标之一。 2.这几天的讨论会上，同志们谈到很多，特别是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的生产责任制，谈得很好。……这是我们的主要经验。 3.同志们还谈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谈了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养猪、养羊、养兔、养蜂、养蚕……共是二十养吧，包括办一个鹿场，从东北引进鹿种，在咱们县养梅花鹿。……开发我们西山的野生资源，发展旅游。……恢复发展我们县的特产古陵菜刀……还要搞好装饰、包装，打到国际市场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