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964(2008)04-0007-05 最近几年中，重评“十七年文学”与反思新时期文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两个热点①。有的学者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试图扭转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不断抬高新时期文学、贬低“十七年文学”的倾向；有的学者仍然坚守启蒙的价值立场，一如既往地重复着新时期的结论；有的学者则认识到，现在既不能简单回到十七年，也不能简单重复新时期，因此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细读上，试图从文本角度揭示出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和文学生产之间复杂的内在联系，以此发掘“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细读当代文学作品，是不应忽视欧阳山的《三家巷》的。这部5卷本长篇小说，创作时间长达27年之久，跨越两个历史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泛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中，《三家巷》和《苦斗》因大胆表现人情人性，被批判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和“阶级调和论”。在新时期淡化政治、告别革命、肯定人情人性的潮流中，作者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作品的后3卷(《柳暗花明》、《圣地》和《万年春》)，却未能得到文坛的一致认可。艺术革新者们认为这些作品太僵化、太保守了，较为保守的学者则把它作为维护革命文学传统、反对文艺新潮的重要武器。从这部作品以及有关它的评论，我们有可能同时展开对两个时期的文艺批评的反思，有可能揭示出两个时期的意识形态结构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不合时宜的成长小说 《三家巷》采用了十七年中流行的革命成长小说的写作模式，即通过人物的成长讲述历史的发展过程、论证历史的发展规律。在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中，这类小说是保证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与复杂性的重要手段。只有在这种写作模式中，作家才能兼顾革命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与复杂性，才能获得书写人物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因素的权利。20世纪60年代初，一些较为稳健的批评者正是从维护人物的真实性与丰富性的角度为周炳的缺点辩护。蒋荫安等人肯定作者对周炳的缺点的描写：“周炳身上的这些缺点是随着革命的发展而逐渐泯灭的，我们认为这样的描写是深刻的。因为它不但为周炳以后的性格发展留下广阔的余地，更重要的是使这个形象更真实更生动而不致简单化。”[1]黄秋耘明确反对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随意拔高人物：“一个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和变化过程，一定要符合他自身的逻辑，符合客观现实的规律。不管作家的思想水平和精神境界高出于书中的正面人物多少倍，他也没有权利代替书中的正面人物去思索、去感受、去做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周炳还远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英雄人物，一个像金刚钻般坚强、明朗的无产阶级斗士，在他的心灵深处，还残留着一些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感伤的情绪，……直到《苦斗》最后一页，周炳只不过是一个在成长过程中的革命者形象，无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还没有成为一个共产党员。”[2]楼栖也肯定了欧阳山的良苦用心：“作者有意把他摆在最复杂的环境中，让他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作品结束时，周炳的性格还未十分定型，但比出场时却已成熟些了，作者的意图很清楚，显然要给《一代风流》后4卷留下发展的余地。可惜这个意图没有得到一些人的理解，有的评论文章把周炳的性格当作一个定型化了来评论，未免显得性急了些。”[3] 应指出的是，即便是肯定周炳的批评家，也很难完全摆脱激进的意识形态的制约。比如，楼栖一方面批评性急的评论家把周炳当做定型化的人物来批判，另一方面又抱怨周炳成长的过程太缓慢，“他在矛盾中前进，在斗争中发展，但作者有意让他多受煎熬，性格发展得很有节制”，“作者仿佛有意把周炳的性格扣在笔下，不让他向前发展”[3]。其内在逻辑是：人物成长过于缓慢，是不能反映出无产阶级思想战无不胜、摧枯拉朽的威力。蔡葵认为：“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去正确的描写和评价这样的人物，真正写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人物，怎样逐渐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转变和发展过程，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值得研究的是，当周炳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形象时，作家对于这样的人物究竟采取什么态度，作出如何的评价。”[4]言外之意是只能以批判的而非赞美的态度来描写成长中的人物形象。章里、易水等人则批评作者更多地让周炳在革命斗争的实践(挫折与磨难)中成长，没有把周炳成长的动力归功于党的领导和教育：“作者过多地把自己的这个人物放在生活斗争中去考验，使他在生活斗争中做出应有的结论，逐步成长；而比较地(并不是完全没有)忽略了周炳这个人物成长过程中党如何给予正面教育的描写。”[5]从这些批评中，我们不难看出意识形态对革命成长小说的成长速度、价值评判、以及成长模式的制约。 1964年之后，意识形态领域掀起“兴无灭资”风暴，为了追求百分之百纯洁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成长中的人物形象已无安身立命之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完全丧失了进入文学作品的资格。许多批评者夸大了周炳思想中的小资产阶级因素，忽略了其成长的过程，把他看做一个停滞不前的小资产阶级形象：“虽然周炳的性格在《苦斗》的结尾还没有最后完成，尚有待于在以后几部作品中继续发展；但就目前出版的这两部作品的描写，周炳显然还只是一个带有不少弱点的小资产阶级的人物，而不是一个值得歌颂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4] 在前2卷中，周炳尚未成长为时代所期待的成熟的革命者，这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其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也保证了作品的审美性，这在当时却很难得到激进意识形态的认可。在不少感染了意识形态洁癖的批评者看来，周炳的思想杂质实在太多了，“周炳在革命斗争中的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在爱情上的恋爱至上主义和唯美主义，都是与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品质水火不相容的。把这些东西看成只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一些‘缺点’，看成‘次要的方面’，可以在无产阶级革命者身上容纳而还不否定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基本品质，这就是要混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界限”[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