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爱玲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我命名”是自称为“衣服狂”(clothes-crazy)①，这个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名称暗示了生命与服饰之间的不解之缘。在她身上，“衣服狂”和“女作家”之名如此完美地重叠在一起，尤其是在《传奇》②时代，这种重叠达到极致——她一手自己设计衣服，“奇装炫人”地出现于上海街头，另一手写出飞扬恣肆的作品，为40年代的上海文坛贡献着“最美的收获”。 款式：“女儿”的爱与慈悲 在1944年出版的《流言》里，张爱玲收录了自己的三张照片，并根据其中一张手绘了自画像作为《流言》的封面。照片里的服饰是目前所能看见的张爱玲的服饰中最“奇”的一款，柯灵曾对其这样描述： ……一袭拟古式齐膝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流言》里附刊的相片之一，就是这种款式。③ 这件衣服的最明显的特点是款式古旧。而我们从关于张爱玲的“服饰轶事”的记录中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也是张爱玲对“过时”的、复古的服饰情有独钟。 她还曾穿前清老样子的绣花袄裤去参加亲友的婚礼，或穿着自己设计的晚清款式的“奇装异服”去印刷厂校稿样；拜访苏青时，在旗袍外罩了件前清滚边短袄，引得弄堂里的孩子们叫着哄着在后面追赶④。可见，张爱玲的服饰之“奇”，首先表现在款式之“旧”上。 与张爱玲本人相似，《传奇》中的人物所穿的衣服也常常是“过时”的。《传奇》与张爱玲的家族记忆有着密切的联系，小说中的一些人物的原型就是来自她的家族⑤。这里应该甄别的是，张爱玲实际上是有两个家的：“父亲的家”和“母亲的家”。两个截然不同的“家”的对比，不断加深着她对其中一个的亲近感和对另一个的恐惧感。对张爱玲而言，“父亲的家”是中国传统的宗法家庭的代名词，“母亲的家”则是西方现代文明家庭的投影⑥。但事实上，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因为与母亲聚少离多，“母亲的家”只是一个飘渺的美梦，始终不能以具像的形式来到她的笔端；她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父亲的家”度过的，而且在那里经历了毒打和拘禁，这个家是始终缠绕着、令她挥之不去的噩梦。 张爱玲对“父亲的家”的批判是明确的，我们过去注意得较多的是她对以“父亲的家”为原型的古老家族和封建文明的批判性的一面，她作品中所表现的文明的破落、颓败和苍凉，她对人性近乎残酷的解剖和拷问……对这些批判性因素我们挖掘得很彻底，某种程度上，使我们的研究中出现盲点，从而可能忽略了她的情感的复杂性。张爱玲本人、《传奇》、以及她的家族服饰风格的一致性，正可能显现了她对古老家族的复杂情感的另一面——“爱”的一面。关于《流言》插图中的那款最“奇”最“旧”的服饰，《对照记》中写明了它的来源： 我舅舅……着人翻箱子找出一件大镶大滚宽博的皮袄，叫我拆掉面子，皮里子够做一件皮大衣。“不过是短毛貂，不够暖和。”他说。 我怎么舍得割裂这件古董，拿了去如获至宝。⑦ 这是张爱玲“惟一的清装行头”⑧，是真正从自己的家族中流传下来的，也是真正的从“父”那里传递到“女”手中来的。——如果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描述张爱玲对古老家族的情感，就是女儿对父亲的情感：一方面，因为“父”的专制和残酷，要逃离他，批判他；另一方面，毕竟是血肉相连，女儿始终也不曾忘却和放弃父亲，不仅如此，甚至会无意识地以各种方式显现“父女之爱”——在张爱玲这里，就是以服饰的复古款式表现出来。表达“爱”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贴近、再贴近，穿着父辈时代的旧式服饰，就是一种特别的“肌肤相亲”，是她对古老家族以及生活于其间的先辈们的特别的爱、特别的纪念。 只有懂得张爱玲对自己那个崩溃的古老家族中祖先们的爱，才能明白她在描写《传奇》中那些在“死世界”中生活着的人们的时候，常常流露出悲悯、同情等多种复杂情感的“爱”来。她写曹七巧的时候，除了写她的“疯人”一般的古怪和残忍外，还用不少的笔墨写她对爱情的渴望，和她得不到爱情时的痛苦。在七巧的泪痕中，我们可感受到作者的痛惜；她写姜长安时，除了写她生命苍白乏味的一面，还写到她离开学校时的“美丽的，苍凉的手势”，在长安“告诉我那故事，往日我最心爱的那故事，许久以前，许久以前……”的“如同婴儿的哭泣”般的口琴声中，我们分明捕捉到了作者的缕缕伤感；她写郑川嫦是个可悲的“女结婚员”，但写到她最后在镜子中发现自己如同“大白蜘蛛”的丑陋时，她的痛哭声中，也掺杂着作者痛彻肺腑的惋惜……她写笔下人物的种种丑态，写这个世界如铁屋般冷酷，并不是意味着她对这世界、对这世界的人们没有感情，而是因为她同时也爱着这个世界，怜悯着这个世界里生存着的人们。是的，在《传奇》中，世界是残酷的，人物是丑陋的，情感是“千疮百孔”的，在阅读之后，我们不能认同于其中的人物，但却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为他们掬一把伤感之泪，就是因为张爱玲把她那隐藏着的对古旧世界的爱也传达给了我们。 要进一步认清张爱玲对父辈们的复杂情感，不妨借用她赠予胡兰成的一句话：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⑨ 张爱玲是“懂得”“父”的“女儿”。她“懂得”“父”是残酷的，是可悲和可怜的，她对“父”的基本态度是“慈悲”的。她看穿了“父”的本质，原谅了“父”的本性。在《传奇》里，各种自私庸俗的人、生命接近于干涸的人、“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簇拥在一起，对于他们，张爱玲却说：“我写到的那些人，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够原谅，有时候还有喜爱，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如果原先有憎恶的心，看明白之后，也只有哀矜。”⑩因此，张爱玲的“爱”是糅合了“慈悲”在里面的，又类似于佛家的“超度”，一方面包含了她对人类的彻底的悲剧性的认识，同时又以原谅来达到对悲剧性认识的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