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09(2008)07-0109-05 1918年5月，中国文坛响起了一声惊天巨雷，《狂人日记》诞生了。 这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经过九十年的风雨历程，今天我们来看《狂人日记》，依然是如此精到精粹，令人惊叹。它取法于俄国作家果戈里的同名小说，却以忧愤深广的意境和炉火纯青的现代汉语独树一帜、青出于蓝，西方的神韵、中国的气派，两者水乳交融，无迹可求。按照法国批评家丹纳的艺术哲学理论，一座艺术高峰的周围，必然有许多略低的次高峰簇拥。然而在中国却有了些例外，鲁迅这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与其他“第二”、“第三”之间的差距是那么地突出和明显，令人称奇。鲁迅的独特性在于，他艺术上的成功是厚积薄发、水到渠成的结果，他是经过充分准备、漫长蛰伏之后方登上文坛的，此时，丰沛的天才已磨砺得锋利无比，只等一个契机，便扬眉出鞘、摧枯拉朽，来为中国的新文学开辟道路。 而这一切，都不能不追溯到鲁迅的留日生涯。 1902年3月，鲁迅东渡日本，开始了长达七年的留学生活。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背景，使得清末的东瀛成为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大本营。只是，与其他人不同，鲁迅是以特立独行的方式加入到救国救民的行列的。日本著名汉学家伊藤虎丸在《鲁迅与日本人》一书中曾写到：第一次读到鲁迅留日时代的文章时，内心受到强烈冲击，原先认为那不过是一个中国留学生的习作而已，读后才发现：过去一直讨论的鲁迅的思想或小说主题，都可以在这一时期的文章中找到原型，也就是说，一个“原鲁迅”已经存在[1](P59)。这个“原鲁迅”，无疑是留日七年孕育磨砺的结果。在这个特定的过程中，鲁迅以自己的方式认识了世界，发现了自我，诊断了中国的病脉，锁定了人生目标，为十余年后在中国文坛的崛起作了扎实的铺垫。 一提起鲁迅的留学生活，人们马上会想起著名的“弃医从文”之转变，这个带有现代典故色彩的过程经过文学史家的反复演绎，已成为青年时代鲁迅的精神标志。鲁迅弃医从文的契机，是所谓的“幻灯事件”。在《呐喊·自序》里，鲁迅这样写道——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2](P416-417) 从“发生史”的角度看，“幻灯事件”对于鲁迅的意义非同寻常，如果没有这一事件导致的专业转向，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然而，仔细考量这件事情，又很有值得玩味的地方，因为“善于改变精神的”，并非只有“文艺”，教育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比如留美时代的胡适就认为：树人之道，首在教育，并且希望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社会教育。而鲁迅没有提到教育，强调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说明鲁迅与“文艺”之间更有一份内在的机缘。另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擅长保存文物、搜集资料滴水不漏的东瀛学者，至今尚未找到鲁迅讲述的这些幻灯片，不得不使人对上面讲述的真实性产生了疑问。比如，像日本鲁迅研究大家竹内好、丸山升等人就认为，这些幻灯片实际上并不存在[3](P288)。对于这件事情，笔者以为，需要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鲁迅讲述的“幻灯事件”是否属实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符合事物自身的逻辑真相。鲁迅在仙台医专就学时，日俄两国的虎狼之师在中国的土地上正打得不可开交，大清帝国躲在一旁大气不出一口，作为后来战胜国的日本，那个野心勃勃、惯以小博大的日本凭什么不蔑视、不欺侮中国？而身处东瀛狂热爱国氛围中的孤独的中国学子，又怎么可能不受到强烈的刺激？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讲述此事时，已是归国十多年之后。十多年黯淡的人生经历，十多年遭遇的一切挫折、写下的所有的啼血文字，都在强化着同一个意念：改造国民的劣根性。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退一步说，如果是鲁迅再一次发挥了自己的艺术才能，虚构一个“幻灯事件”为自己的专业转向作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不也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第二，对于鲁迅的弃医从文，不应作太狭隘的理解，更不应将两者视为彼此孤立、或者非此即彼的。事实上，医学与文学，或者说科学与文学在鲁迅那儿始终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好比一个车轴上的两只轮子。鲁迅天性虽然更近文艺，但对科学同样很感兴趣，并且极为重视。鲁迅成长的时代，正是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学说通过严复编译的《天演论》风靡中国的时代，它给新一代学人带来了空前的震撼和希望。正是这种背景下，鲁迅先是进江南水师学堂，后来又进南京矿路学堂读书，在那里接触了初步的自然科学知识，后来才有机会作为官派留学生到日本留学。鲁迅之所以选择医学，其实依然是沿着科学的路子，而且，即使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从仙台回到东京开始文学活动，对医学依然较为关注，这从鲁迅1906年的《拟购德文书目》购书单上列有大量医学书籍就可以得到证明。同样，即便从文学的角度考察，医学对于鲁迅也有重要的意义，鲁迅自己就说过，他能够写出《狂人日记》，仰仗的是过去读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些医学上的知识。医学与文学最具互补性，一个着眼于人的身体，一个关注人的精神，惟其如此，作家中不少出自医生。当然，必须看到的是，在鲁迅的医文互动中，“文”占据主导地位，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初到日本就读弘文学院时，就买了不少日文书籍藏在书桌抽屉内，有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古希腊、罗马神话等。这一阶段，鲁迅写了《斯巴达之魂》，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雨果的随笔《哀女》，其中，慷慨激昂、洋洋数千言的《斯巴达之魂》是应许寿裳接编《浙江潮》之约，一日之内挥就的，剑拔弩张的风格虽颇令鲁迅后来耳朵有些发热，但却显露了他丰沛的文学天赋。如此看来，鲁迅的“学文”应该是在“学医”之前的，这证明鲁迅天生嗜好文学。许寿裳这样描绘鲁迅的相貌：“鲁迅的身材并不见高，额角开展，颧骨微高，双目澄清如水精，其光炯炯带着幽郁，一望而知为悲悯善感的人。两臂矫健，时时屏气曲举，自己用手抚摩着；脚步轻快而有力，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赤足时，常常盯住自己的脚背，自言脚背特别高，会不会是受着母亲小足的遗传呢？总之，他的举动言笑，几乎没有一件不显露着仁爱和刚强。”[4](P15)这样的一幅生动画面，已经令一位未来的大文豪肖像呼之欲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