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535(2008)04-111-03 作为一个新的文学现象，当下热门的“打工文学”、“底层写作”、“农民工书写”等话题往往具有相同的内涵。它真实记录了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期的城乡变化，塑造了一大批背井离乡为社会默默奉献的打工者形象，为日渐边缘化的中国文学培育了新的作者、读者和阅读市场。然而，阅读大量的打工文学作品，发现这种新的文学现象，在叙述模式上很大程度来自中国传统文学的承袭。 一、“恶有恶报”模式 打工文学中的人物主要是指一些由乡村进入城市并在城市领地处于弱势位置的个体。生活的艰难，消费的诱惑，让他们无法继续固守原来的土地与良知；市场欲望的推动，将他们一步步引向“恶”的一面。他们抛弃自身的文化身份，闯入城市的空间，寻找生存的根本与欲望的满足，根本的目的在于改变自己的“农”字身份。城市对他们而言，只是物质层面与肉体层面的诱惑与享受，而非文化精神的熏陶和浸染。物质层面的满足和攫取，促使他们不得不采用便捷的方式——以“恶”的行为来完成或体现。 刘庆邦的小说《神木》中，唐朝阳和宋金明二人为了能够获取一定的金钱，享受城市赋予的文化与欲望，不惜骗取年轻力壮、善良单纯的年轻人为“点子”，然后在矿井深处将其残忍地打死，以此讹取一笔高额的赔偿金。当发现年轻的“点子”元凤鸣正是前一个被害者的儿子时，唐朝阳出于良知的发现，竟然将另一个同伙打死，然后自己站在原本要取“点子”元凤鸣性命的假顶之下，一同走向死亡。民间传统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维模式，将读者聚焦于善恶行为本身，却没有延展到社会语境和人性深处的碰撞。 打工文学中，“包工头”是一个新的文学形象，又是一个传统的人物类型。《翻身农奴把歌唱》中的丁转运，一个从农村进城摆地摊的民工，由于偶然的机会，被房屋拆迁的领导看中。他领悟了工程承包的暗箱操作规则，学会了请领导按摩洗头，甚至不惜用自己年轻美丽的小姨子去换取项目工程的承包。正当他时来运转时，他亲爱的儿子被人投毒差点丧命，煞费苦心聚敛来的钱财也被骗去一空，最后还是“夹根带绳索的扁担走上大街”。丁转运的城市生活轨迹，正是承袭了中国传统戏剧中的“恶有恶报”，最终落得“南柯一梦”一场空的情节模式。 如果说，丁转运身上的“恶”只是一种城市的规则，而《变脸》中的陈太学则是为了聚敛钱财而丧失人性的根本。作为一个包工头，原本具有农民的纯朴和善良丧失殆尽，他想尽一切办法克扣、拖欠民工的工资，来填补主管领导的挥霍；利用各种卑鄙残忍手段侮辱民工的人格，填补自身的人格变态，最后落得还是“一个当狗的命”。 打工文学中，唐朝阳、宋金明、陈太学等人身上的“恶”，主要归功于金钱与欲望这个城市大染缸。促成这种恶的行为，则来自农村贫穷、残酷的社会现实，来自于改变这种现实状况的内在渴望，来自城市这个大染缸的浸染，更多的体现了底层民工的真实生活状态。他们由善至恶，到恶的自毁，都受到一种顽固的存在合理性的支配，体现了打工文学对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恶的行为背后，充满着民间底层的无奈和无助，在爱与恨之间逼近真实的人性。 二、“逼良为娼”模式 男性民工往往因家境的贫穷而进入城市，然而城市并没有他们的栖息之地，他们的身份无法得到城市的认同，因而深陷极度的迷茫和恐惧之中，甚至引向极端的仇恨。陈应松的《望粮山》中，处于极度贫困、又受到农村权力压抑的金贵，进入到城市打工。他受到保安的殴打和凌辱，出于义愤将保安打死，跑回自己的乡村。面对派出所所长紧紧追击，他跳下了悬崖，眼中出现一片金黄的麦浪。尤凤伟的《泥鳅》，围绕着农村青年“国瑞”在城市的生命轨迹而展开叙述。出生于革命烈士家庭的国瑞，迫于贫穷进入城市谋求生活的出路，却总是被辞退和欺骗。尤其目睹了同乡蔡毅江严重工伤之后，竟然无法找到承担责任的人，于是他开始走向恶的一面。女朋友陶凤差点遭到强奸，他疯狂报复对陶凤实施暴力的人；他心甘情愿被玉姐包养，进而被玉姐的丈夫等一帮人挟上一家非法公司的老总位置，最终葬送了自己的性命。蔡毅江在身体不可能复原和案件败诉之后，心智失去常态，他让寇兰卖淫，以此换取自己起家的资本，最终成为黑帮老大。 打工对于女性而言，等待她们的是更低的待遇，遭受更多的歧视。身份的制约、负担的重压，逼使她们往往走向一条廉价出售肉体的不归路。刘庆邦的小说对女性民工予以了极大的关注。《麦子》中的建敏，本不愿意走出村庄到城里打工。但她不出来打工，家里的房子就没法翻盖，弟弟的学费也无法支付。《兄妹》中的“心”，为了减轻二哥的负担，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打工。她被老板强暴，而后被迫做起卖淫的营生。当她的二哥来到城里来看她时，她在被人家包了一夜早上回来时，赶去商店买了几双袜子，撕去上面的商标，让二哥相信她在袜厂上班。她不想让自己的堕落玷污了心目中乡村的纯净。然而，当她来到二哥的房间时，才知道这一夜二哥在和一个女人鬼混。“心”失去生命中最后一片净土，失去了心中想象的美好世界。她只能在城市中漂泊。《家园何处》中的何香婷，父母相继过世，她成为4个兄弟之间多余的人。她寄居在三哥家里，处处努力以男性的身份承担各种重体力活，不至于成为家中的累赘。然而，三哥外出打工腿受伤了，她必须自立，帮三哥撑起一个家庭。于是她来到城里的包工队打工。面对领工张继生的诱惑，她无奈地接受给予的物质和金钱，并逐步在情感的失望中向物质的欲望深渊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