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2X(2008)04-0154-04 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与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市场经济的发展、都市的繁荣、世俗观念的兴起、大众闲暇的增多，以及现代大众传媒的普及等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就此，笔者拟从“市场”、“城市”以及作为“新意识形态”审美表征的“世俗化”三个角度出发，尝试分析1990年代以来大众文学的生成语境。 一、“市场”的确立 大众文学在1990年代的勃兴，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在1980年代末的波动后取得了真正的合法性。众所周知，建国后，中国社会形态突出以政治为中心，强调“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在这样的政治社会背景下，文艺必须强调为政治服务，文艺家必须按照“主题先行”的创作模式去形象化地演绎特定时期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文艺完全陷于政治网络的制约之中，实际上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成了政治的附庸，成了权力话语的传声筒。在这种政治高于一切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大众文学不可能获得发展。 经过一个时期的政治运动之后，中国社会于1980年代开始了市场转型，但这个时期的市场转型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在文化人的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市场”充满着知识分子渴望“自由”、“个人”的一厢情愿。近乎尴尬地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大众文学依然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尽管如金庸热、琼瑶热等大众文学现象已经初露端倪，但只能在沉默的大多数中默默地传播，迷醉于“启蒙”、“人的文学”的知识界，对侠客们的快意恩仇或世俗男女的痴怨迷情自是懒得注意，大众文学的处境与当年的“鸳鸯蝴蝶”在五四时期的命运何其相似。 1990年代以来，“市场”观念再次确立，其激进的程度使得市场经济成为包治百病的“神话”，1980年代意识形态方面的纠葛被暂且搁置，经济发展成为不容置疑的核心。可以想象，1980年代以启蒙大众为己任的知识界，经历了仓皇地溃败，被推移至社会的边缘，巨变之后的诸众，对曾经激动人心的口号已然疲惫。同时，大众作为挑剔地打量文学市场的消费者，拥有了以金钱为选票的权力，知识界开始残酷地体认到“顾客是上帝”的经济律法。曾经“自洽”的文学场，在被“市场”所裹挟的裂变时分，面临着“身份”的转移：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退回“学院”，以论文、专著这一类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产品，维持着知识场域的运作，在这样的体系中，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市场经济的法则藉此与专业化的评判机制达成了微妙的平衡；另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迎向“市场”，进入高度分工的生产体系，满足“上帝”们的“渴望”，炮制出形形色色的文化产品——情景剧、畅销小说、流行歌曲，等等。 1989年初，王朔、莫言、海岩、苏童、刘恒、魏人、史铁生等人组成“海马影视创作室”，扯起“议价”旗号“按质论价”出售文艺产品，生产出《渴望》《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等一系列作品，媒介称此为“海马现象”。及至1993年以王朔为核心的“海马影视创作中心”成立，王朔已成为初兴的中国文化市场一种新的主流文化的代表。一时间，“士不言利”的传统显得“迂腐”，文人“下海”成为一种时尚。尽管不乏恨恨而归的溺水者，一部分知识分子终究“成功转型”，迎合了文学文化市场的巨大需求，从中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仅仅以知识分子最为熟稔的期刊而言，上海的《故事会》、湖北的《今古传奇》《中国故事》等等不仅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而且由于发行量巨大，也获得了极为可观的经济收益。这些刊物和报纸的社长/主编可以算得上是成功的“文学企业家”。堪称“典型”的是，《章回小说》高调发布了《大众文学宣言》：“人民大众的精神需求，人民大众的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永远是文学艺术存在的价值所在……我们呼吁：中国的作家们，让我们团结在大众文学的旗帜下，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中国大众的文学作品来！大众文学万岁！”饶有趣味的是，为“大众文学”正名的“宣言”，不断援引鲁迅作为自己合法性的证明：“鲁迅先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良知、脊梁和灵魂。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遗产，是我们多少代人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今天，我们把先生的‘大众文学’的旗帜接过来，是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和久远的历史意义的。”同期杂志的“编者的话”自我概括说：“我们今天理直气壮地打出了鲁迅先生的‘大众文学’的旗帜，一方面是对我们工作的总结，另一方面也希望评论界、美学界和我们一起开掘先生的丰富的文化思想资源，使我们文学艺术更加健康地成长，更好地为中国老百姓服务。”其间“大众文学”与所谓“精英文学”的缠绕，提示我们大众文学之生成与原有的文学传统的“断裂”，尽管大众文学携“市场”的威风高歌猛进，但其赖以成功的内在原因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二、空间的转移 “市场经济”内在地具有重塑社会的冲动，“市场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关联，是我们所面对的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就大众文学而言，“市场经济”意义上不断催生、膨胀的“城市”，为大众文学的蔚为大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为重要的受众人群。 从文学史的视野来看，大众文学的兴起，带来了文学书写所指向的空间的转移。考察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和“乡土文学”相比，“城市文学”一直是一个不甚发达的题材。我们所熟悉的是“知识分子题材”与“农村题材”，或是蹉叹知识分子的彷徨，或是以呐喊的方式启迪民众，故事所搬演的最为典型的空间是知识分子的返乡之旅，以启蒙者的目光打量农村(古城/小镇)的愚昧与悲哀。对于城市而言，大多数文本都体现出“爱恨交织”的态度，仿佛城市注定了是堕落的渊薮，停滞于等待黎明的“子夜”时分。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启蒙”的欲念始终盘亘不散，不断重述古老中国的沉溺沦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