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名教时代与文学提供的可能性 在上海某高校的一次会议上，诗人翟永明朗读了自己关于母女两代对话的作品《十四首素歌》，“朗诵结束后，一位学理工出身的妇女拦住我，责问我为什么不像某些诗人那样用母亲这一形象来歌颂祖国，同时认为我所抒写的‘母亲’这一形象是她(她使用‘我们’，意即与她一样用惯性思维把‘母亲’这一名词指称为某个固定理想的一群人)所‘不懂’的”①。在这位受过高等教育又有着留学背景的女士以及她所谓的“我们”心目中，母亲=祖国，这一经由诗歌所体现的伦理观颠扑不破。将祖国比喻成母亲无可厚非，危险的是，任何试图将母亲还原为原始语义、具体形象和私人命名的努力，会遭致“听不懂”、“缺乏现实感”的责难。这似乎给创作带来了很大压力，于坚早就感叹过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说出“大树”竟然变得“极为困难”：“第一个接受者理解他是隐喻男性生殖器，第二个接受者以为他暗示的是庇护，第三个接受者以为他的意思是栖息之地……第X个接受者，则根据他时代的工业化的程度，把树作为自然的象征……”②今天的文学创作已经越来越丧失“实感”，这就是朱小如先生指出的：“仔细考量这一代作家在功成名就后的平常生活和创作出来的作品之间的关联。不难发现他们都已不再具有写作初期那种‘自然的、时刻体验着’的与生活肌理交融，血脉相连关系。”③文学不再面对元气淋漓的生活世界，而仿佛只是面对一大堆僵硬的符号与说教。我把这理解为现代名教的症候。“名教”本来特指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本文主要借用其中立“名”为教的意思④。所谓立“名”为教，往往是抹擦掉立“名”过程中的造作、构制，而化为自然、天性。这就是上面那位妇女心中“母亲=祖国”这一等式的形成，她进而理直气壮地以此来要求文学，对于事物的编派、说教，自以为是而又肆无忌惮地遮蔽、取缔了事物本身，这种遮蔽、取缔的力量畅通无阻，强大到排斥任何质疑，而再生产的过程从人为的操作变成自然的心理认同，也就是说，名教压抑性的生成，往往是启动一种内在化的机制，将对名教的臣服揳入人的感性世界，在生存活动中“习惯成自然”般的显现。这样的支配、“治理”方式比之于传统压迫，更为隐蔽而不易为人所察觉。 身处名教时代是否已束手无策？借上面那个例子来说，我们如何从现代名教的陈腐说辞中解救出对“母亲”朴素的感受？福柯将“反抗”描述为：“通过繁复、并置、解脱来发展行动、思想和欲望，而不是借助不断划分和金字塔式的等级制，摆脱和各种旧的否定性范畴之间的联系。……更注意肯定的、多样的，差异的而非统一的，流动的而非一体性的，灵活安排的而非系统的。相信游牧而非定居才是具有生产性的。”⑤在此，灵动变易的文学似乎更具备反抗的可能。可与此相参证的是苏珊·桑塔格提出的“新感受力”，她发现“现代生活的所有状况”“钝化了我们的感觉功能”、“毒害我们的感受力”，“我们感性体验中的那种敏锐感正在逐步丧失”。所以，“现在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必须学会去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感觉”，把感性从僵死的程式与教条中解放出来，成长为一种“新感受力”。就像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危险在此解救亦在此一样，桑塔格在感性领域觉察到了败坏之象(感性世界被现代名教编制的僵硬话语所填塞，感知模式被现代名教生成的“特殊形态的逻辑”所侵蚀)，同时也从这里起步寻求希望，而艺术的特征正在于“更新和培养感受力和意识”、“改变滋养一切特定的思想和情感的那种腐殖质”⑥。其实，自浪漫派和席勒开始，就不断有思想家试图通过审美在感性世界中进行“去蔽”一般的更新来实现人的解放，恢复与生命直接接通的感性的优先地位。更简单一点说，既然压迫已经深入到了感性的、无意识的和想象的领域，那么“文学”原就是针对这个领域，甚至可以说开创了这个领域，自然应该在这个领域中发挥作用⑦。这样，文学就重新具备了生产性和反抗的可能。二十世纪初，鲁迅正是通过主观内面世界的考察而发现了“伪士”⑧与名教膨胀(他以“恶声”来形容)，针锋相对，他借力而展开反抗的基点，正是“心声”、“内曜”，而能对“心声”、“内曜”施以正本清源作用的，舍“文学”其谁？ 按照胡塞尔的看法，欧洲文明是一个哲学的文明，自从哲学在希腊诞生以来，欧洲人就生活在科学文化中，这个文化传统使得西方人以为可以在自由、理性等理论活动与概念框架内最终理解自我和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但恰恰是科学使得我们疏离了生活世界和我们自己的生命。哲学家没有负起沟通科学和生命的责任。这个时候，米兰·昆德拉说，哲学家把表述人对世界的具体感受的任务让给了诗人和小说家⑨。文学源于具体的生存领会，源于灵动活泼的“心”。鲁迅挣脱种种“恶声”之后而益信“心声”之可贵，竭力为文学争取必要的空间，理由之一正在于，“诗人和小说家”可以从名教世界中拯救出我们对世界的“具体感受”。现代名教的膨胀与理性引导的世界秩序及知识体系世界观的确立交相纠缠，而文学与此有殊途之处，个中差别有位现代学者作过总结：“哲学解释自然，乃从自然之全体观察，复努力以求解释之。科学实验自然，乃为自然之部分的观察，以求实验而证明之。文学描写自然，科学家实验自然之时，必离我与自然，即以我为实验者之谓也；文学家描写自然之时，必融我入自然，即我与自然为一之谓也。”⑩显然，这里的意思并不在于文学对抗哲学、科学，套用海德格尔的词汇，文学提供了一种理解此在与存在之关系的可能性，文学与哲学、科学这三者对自然世界的不同理解方式对人类而言都是必要、重要的，我们只是警惕其中一者的逾度而变成独霸一切、压抑他者的权威，“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趋于无有矣”(11)。王元化先生说：“倘使一旦偏离了作为感性形态的具体现象去侈谈本质，不管在什么动听的名义下，都会造成一种抽象思维的专横统治。”(12)文学与“作为感性形态的具体现象”有着天然的亲密性，重视文学，就是为了提供一种警惕、反抗现代名教“专横统治”的可能性。这其中，“实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以下主要通过鲁迅与胡风的经验来探讨其内涵与特征(13)，最终我们会发现，这不仅是文学的问题，同样可以沟通在何种意义上，知识的生产才是有效的。 实感的内涵：创作过程中对生活保持血淋淋的心灵感受的可靠途径 瞿秋白曾把中国现代“文人”的特征概括为：“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对于实际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14)实感与抽象名词的分立，可以溯源至《庄子·逍遥游》：“名者，实之宾也。”这里的“实”意味着实际内容，借用胡风的意思，所谓“实感”，首先是指主体对“具体事物和运动”的直接的、实在的“经验”与“感觉”(而非“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并且在文字中呈现这一“经验”与“感觉”。按照胡风的推论，“语言是极老实、极诚恳的东西”，它亲密地附着于“被客观事物所引起的感觉”，而如果“原来就没有实际事物和运动的感觉”或者在“使用中失去了具体事物和运动的感觉”，那么根本就没必要去放言高论这种没有实感的“陈词滥调”(15)。实感在此相当于鲁迅珍视的所谓“实地经验”(16)。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对于脱离实际的、空洞的名教世界的积聚、膨胀，实感能够起到抑制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