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杂志在我心里一直是很重很重的一个刊物。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订阅《钟山》，主要是读小说，我觉得那时《钟山》上的小说有某种文坛风向标的意味。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读的是现代文学，毕业论文根据导师的要求选的也是现代文学的选题，但是后来热衷于当代文学研究，包括后来到苏州大学跟范伯群教授读博士时也以新潮小说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其实都与《钟山》杂志包括其上的很多青年作家有很大关系。当时《钟山》上发表了苏童、叶兆言、余华等一批先锋作家的作品，我读了以后特别的喜欢，对自己的冲击特别大，长期以来受教育形成的整个有关文学的世界观、价值观都被颠覆了，对文学的认识、对作家的认识、对文学史的认识大为改变，就觉得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兴趣大大降低了。小说之外，《钟山》的“评论”栏目我也特别喜欢，80年代那一批我崇拜的顶尖批评家几乎都在上面不断地发着文章，它的文学思潮研究、文学对话、微型作家论等都令人非常期待，我读了研究生开始学着写文学评论的时候，就老是给《钟山》投稿，希望能在上面发表文章，成为它的作者。但好像基本上没怎么被采用过，大概只用了一篇。当时投稿过去王干就说，哎，这稿子写得很好，我给你推荐到某某刊物去了。他自己不发，也没有见别的刊物发，这算是王干一个很好的退稿方式吧，虽然退了稿，但我心里还比较舒服。 90年代初，《钟山》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长篇小说“三连星”栏目，朱苏进、苏童、叶兆言三个人的长篇同时在杂志上连载，那种感觉真是气势磅薄大有享受文学盛宴的快感。作为中国文学刊物中的四大名旦，《钟山》的大气和魄力一直令人感慨，与其他文学刊物比，它不仅一直是中国先锋文学的重要阵地，而且是中国文学理论界、思想界和知识分子界的一个重要阵地。但《钟山》又是内敛、清秀毫不张扬的一个文学刊物，它有着南方文化活泼、灵动、自由、松驰的一面，没有那种沉重、严肃、政治化和意识形态性的面孔，因此，在我的印象中，它大概也是唯一没有出过“政治”问题的重要刊物，在中国式的语境里我觉得这一点尤为不易。《钟山》杂志之所以办得好，之所以有今天这样伟大的成就，我觉得编辑的智慧、编辑的理念是很值得称道的。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说《钟山》就一直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刊物。事实上，《钟山》的办刊思路一直随着时代和文学的变化而变化，而且一直变得很好、变得超前、变得具有创造性。比如在今天这个时代，《钟山》杂志能专门拿出很多的篇幅辟出黄发有谈到的“河汉观星”这个栏目进行作家研究，这确实是很有眼光和勇气的。而他的文化研究栏目，比如王彬彬的专栏，就很有影响、很有冲击力，王彬彬可能自己从《钟山》赚了好多稿费，但读者对这个栏目的喜欢也是有目共睹的。在我眼中，《钟山》虽然三十岁了，但一直是充满朝气和青春活力的，而对于纯文学的坚守也赋予了它一种非常令人敬佩的品格。在文学日益边缘化、文学刊物生存日益艰难的今天，《钟山》似乎从未想过去牺牲文学而获得什么，它的改变、它的探索从来就没有偏离文学的轨道，因此，好的作家，好的作品，好的理论，好的文章，好的思想，很尖锐的东西在它上面我们一直都能看到，我们一直能够获得满足。现在，说实话，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看杂志也不是每期都能看完，但《钟山》多年来我都一直是每期都第一时间读完的。 今天，三十岁的《钟山》确实值得祝贺，它三十年的辉煌历史是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很重要的收获与见证。一方面，它跟整个三十年文学思潮同步，见证了三十年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的发生与发展，另一方面它也确实对这些文学思潮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很重要的文章、很重要的小说，很重要的一些讨论，都是在这上面发动的。我以为，有《钟山》这样的杂志在，中国文学的高度就不会降低，而我们对文学的美好憧憬与希望也会一直延续下去。现在江苏作协换了新的领导，《钟山》又换了贾梦玮这样很帅、很能干、很前卫、很敬业的主编，我相信《钟山》肯定会越办越好。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将来投稿的时候多发一点，少退一点，稿费多一点，当然，最好是税也少扣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