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免不了与几个刊物过从甚密。某个理论刊物的主编告诉我，二十来年的时间，我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了三四十篇论文。我大吃一惊，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肯定不是有意为之，说起来宁可用一个俗气的字眼：缘份。 我与《钟山》之间是另一种缘份。我在《钟山》发表的作品不算多，但是，个人写作史上两篇举足轻重的作品都在这里面世。第一篇是评论王蒙小说的论文，发表于1982年。那时王蒙刚刚发表了一批实验性小说，引起了沸沸扬扬的褒贬。我参与了这一场争论，写了篇一万两千多字的论文。已经忘了为什么要寄给《钟山》，总之，刊物收下了，发表了，并且传递给我一个消息：王蒙本人亦颇为接受这篇论文。 写作这篇论文的时候，我还是厦门大学的一个学生，先前仅发表过几篇鸡零狗碎的小文章。这篇论文投寄给《钟山》的时候，我尚未开始启用“南帆”的笔名。周围的人听说《钟山》竟然刊登一个无名小卒篇幅如此之大的论文，既奇怪又羡慕。这篇论文后来入选为七七级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 论文在《钟山》上刊登的时候，我已经是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了。上海的一个寒冷的冬夜里，一位戴鸭舌帽的《钟山》编辑造访华东师大研究生宿舍——徐兆淮老师。我们在研究生宿舍的日光灯下聊了两三个小时，每个人手里端一大牙缸的白开水。我已经想不起来聊了些什么，记住的是那种一见如故的气氛。 尽管我很快就成为《钟山》的朋友，而且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论文，但是，2004年我将《关于我父母的一切》寄给《钟山》之前，内心还是犹豫了好一阵。这是一篇十来万字的散文。散文的标题表明，这部作品对于我如此重要——“这辈子肯定会有这么一本书，也只会有一本。”但是，正如我曾经表白的那样，我对这部作品没有太多的自信。我不知道一个儿子思念父母的内心疼痛对于公众有没有意义。况且，十来万字的散文，体例上肯定有些出格。然而，我很快收到了贾梦玮的回复，《钟山》决定发表。我当然不再像二十多年前那般激动，我想到的是另一个字眼：默契。 刊物与作者之间，还有什么比默契更重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