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玮兄来信说，《钟山》纪念创刊三十周年，嘱我写点什么文字。二十多年来，我如期收到编辑部寄来的刊物，每每翻阅，多多受益，却很少有机会为它做点什么，心里总是欠着它的情，既有梦炜兄约稿，敢不从命！于是打开电脑，想搜索一些我与《钟山》的信息，结果竟然找到这么一段文字—— 我的祝贺与感激 以凝重的文化底蕴，敏锐地感受着时代的气息，不断开拓文学的创造空间。——这是我对近二十年来《钟山》杂志的印象。勇于创新，不断开拓，大约有许多文艺杂志都能做到，但《钟山》作为一个大型刊物，又生存于六朝金粉之地，一种特有的文化底蕴得天独厚。它在80年代推出叶兆言、苏童的小说，似乎很难说是作品奠定了刊物的格调还是刊物通过对作品的选择制造了强化了某种文化氛围。这种文化底蕴使近十年来文学潮流在刊物上留下了不同凡响的痕迹，我曾不止一次地从这些痕迹中获得研究工作的资源，为此，我对这个刊物充满了内心的感激。 这是大约在十年前，《钟山》创刊二十周年的时候我写下的一段话。一晃又十年过去了，这期间我自己也曾有机会下了一次“海”，主编过一份文学刊物，耗去了整整三年的时间。这里有理想追求也有经验教训，我不会像十年前那样，仅仅把它看作是研究当代文学的一份资源，我会把办好一份文学刊物看作是知识分子在市场化的文化环境里一种冒险的实践；我也不会仅仅心存一份感激，而是在苦涩的回味中感受一种理想的力量。现在让我谈谈文学刊物，我觉得最实际的问题还是要从——在越来越普及的商品化和媒体化的时代里，如何才能办好一份严肃的文学刊物——谈起。虽然这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 现在文学刊物面对的两个主要挑战——媒体化与商品化，都直接来自图书市场，我并不是故意忽略其他方面的压力，譬如审查制度和人事机制方面的麻烦——这些麻烦若隐若现，不说也罢。但是作为文化图书市场的挑战，是我们办刊物的人无法回避的。我说的媒体化是指网络读物拥有巨大的丰富性和自由性，以至于原来意义上的文学青年都可以通过网上自由阅读和自由写作，取代了纸质的文学刊物，换句话说，现在文学刊物的独立存在价值究竟在哪里？是什么样的特质可以把它与网络读物区别开来？另一个挑战是商品化的特点，毋庸讳言文学刊物也是一种商品，它需要订户，需要市场和读者来支撑，那么，这与一般的迎合买方需要而制造的商品有什么区别？如我们强调前一个问题，要求文学刊物从一般网络读物中区分出来，那么它是否会因为失去了大量青年读者而丧失了存在的可能性？ 我不知道《钟山》的订户有多少，订户的年龄结构，职业结构，和他们的经济背景。我在几年前主编刊物时，虽然也不断受到各种干扰和冷箭，但是最困扰我的仍然是市场和读者。我眼看着自己刊物的读者年龄越来越老化，眼看着原来对文学的理解与追求越来越成为小众的实验园地而不能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精神动力，感到不寒而栗。周作人曾经说过一段话：他本来是一个喜欢乱翻筋斗的人，为了假想的美人在旁边观看，他可以翻得很起劲，也不怕警察来干涉他有伤风化，因为这一切都是他预料之中的，但只有当他终于发现他所假想的美人根本不存在的时候，他就要考虑翻筋斗有否必要了。于是我正好遇到一个台阶就抽身了。我觉得今天的文学刊物有点像周作人所说的翻筋斗，若是“翻”得起劲却没有人在旁边喝彩，那还要翻下去吗？若是为了吸引人喝彩而故意做出许多怪模怪样的动作，那他还算是翻筋斗吗？ 《钟山》已经创刊三十年了，我曾经服务过的那个刊物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一家严肃的文学刊物不趋时不媚俗，居然能够独立行世三五十年，这在世界的图书市场上也可称为不可思议的奇迹。但是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由于社会(包括文化市场)尚在转型的过程中，就目前而言，文学事业还是属于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作家协会还属于国家体制中的一个职能部门，大多数的文学刊物还能在作协体制下得到经济资助和补贴，所以还是能以半官(方)半商(品)的形态生存于文化市场，继续“翻”它的筋斗。称它为“半官”是因为文学刊物的主办权和经济权，基本还是来自作协机构，但是作为文学刊物的功能，已经由“文革”前的完全政治化逐渐过渡到比较尊重文学的特殊性；称它为“半商”，是因为文学刊物完全被混同于其它畅销、时尚、流行的刊物，毫无保护措施地投入了市场的汪洋大海，如果一旦被釜底抽薪，它就完全可能覆没，然而其之所以如此脆弱，也是由文学刊物的特点所决定，如果它走出了发行的低谷很可能已经不是一份严肃的文学刊物了。但是，正因为它是“半官”和“半商”，最值得重视的是那个“半”，两个“半”合在一起也就是一个“全”的具有文学特性的刊物了。我的意思是，办文学刊物应该看清严肃文学的现实处境与现实定位，以及其中官、商、以及文学性三者的关系，这样才可能利用所拥有的独特身份，来发展自己的未来。 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我才想说说《钟山》三十年来的办刊特点。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文学刊物都如我说的那么悲观，像《收获》、《钟山》、《花城》这样大牌的文学刊物，它们已经在文学特性的基础上走出了低谷。他们的成功经验就是，从一开始就坚定了文学性的立场，这个文学性也不是那些酸不拉唧的小资文学与御用文学，它从创办起就有自己坚定不变的理想追求，那就是对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自觉和追寻。江苏是一个文学大省，“文革”结束后，从高晓声、陆文夫一代作家，到赵本夫、苏童、叶兆言、范小青一代，再到韩东、朱文、毕飞宇、鲁羊等，再到朱文颖、叶弥、鲁敏以及现在正活跃的姚鄂梅，就这么正正派派的几代人排列在那里，三十年来几乎江山代有才人出，哪一波文学高潮也没有拉下过。这就是文学大省的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除了有成就的作家辈出外，还需有良好的文学环境来保护作家，支持作家，而文学刊物和文学批评正是经营城市文学生态的主要标志。文学刊物通过选择作家和作家来提倡某种创作风气和导向，与作家用什么样的作品来点缀和装饰文学刊物，并决定文学刊物的基调，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出过这样的观点：由于现在人才的急剧流动和全球化的发达咨询，作家与城市的关系正在逐渐淡化，而衡量一个城市的文学生态是否良好的标志，首先是看文学刊物和文学批评，在进一步说，衡量文学刊物的标志应该是看它在全国以至世界性文学领域里到底有多大分量，起到怎样的作用；同样，衡量文学批评的标志，应该是看批评的声音究竟能够在这个城市、国家甚至国际性的专业领域里，发挥多大的影响。用这两条理想的标志来衡量《钟山》杂志，我觉得它在几代主编、编辑的努力下，始终朝着这个方向在坚持、在探索、在远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