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1952年“工农兵丛书”研究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他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①。《讲话》的精神规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的方向，并且解放区的创作实践成为新中国文学创作的主要规范。周扬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②雪苇对《讲话》的阐释使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更加清晰，他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读“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52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版权页上，写着1949年12月海燕第一版上海印0001—3000册，1951年5月第四版上海印7001—9000册，1952年8月新一版上海印9001—12000册，可见其发行很广，并且很受重视。雪苇说：“其实，为赵树理们所努力实践的文学方向，并不是简单的‘农民文学’，而是意味了中国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学在今天发展的主导方向，这里包含着一个文学写作的方向。因此，它就不是走向现有的、‘反叛的小资产阶级后暴露的作品’——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之复原，而是从‘五四’传统走向新的领域之突进，为‘五四’文学传统的新发展，是从实践上解决我们过去久已要求解决而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问题。”③显然，“工农兵方向”并不简单地就是“工农兵文学”，这一方向本身已经超越了其狭义的能指义，而指向一个不同于以往(突破“五四”的文学传统，尤其是不同于小资产阶级的创作)的新的方向。

      为了实践《讲话》的“工农兵方向”，出版社开始出版一系列的“工农兵丛书”。其中1947-1952年出版了一系列“工农兵丛书”，这是第一波的实践，1958-1959年又大规模地出版了一系列的“工农兵丛书”，这是第二波的实践，本文在此就第一波的实践情况，详细考察其出版实绩，从而进入到对文本及其文体的分析，并且探讨这些丛书出版的意识形态含义。

      一、出版实绩

      1947年冀南书店出版了一套“工农兵丛书”，约有七种，见下表：

      

      从题目就不难看出一本书的主题，都是当时的主流话语，如“翻身”、“破除迷信”、“妇女解放”。接着，上海群益出版社于1950年出版了“工农兵文艺丛书”，约8种，见下表：

      三联书店从1950-1951年出版了“工农兵文艺丛书”，约48种⑤，见下表：

      

      三联书店编审部在为“工农兵文艺丛书”写的序中说：

      我们为了供给工农兵大众以他们自己能读能唱的通俗文艺读物，并便于通俗文艺的作者们互相观摩研究，就编印了这一套“工农兵文艺丛书”。

      本丛书内容，以描写工农兵思想、生活、典型人物、模范故事、英雄事迹为主。表现形式有剧本、唱词、故事、通讯等，要能使工农兵大众读得出、听得懂；使一般读者欢喜看、看了能得到益处。

      本丛书底作者，有通俗文艺作家、诗人、说书专家、和一部分工厂、农村、部队文艺工作者。他们底作品，多半经过了演、唱，在群众中发生了比较好的影响与效果。

      我们选稿的标准，是政治性与艺术性并重。每篇作品，最低限度要能起到反映现实、指导现实的积极作用。⑥

      这个序言大体表述了当时诸多“工农兵丛书”的特征。书中的主人公是工农兵，作者也有很多是工人、军人，并且表现形式多样，有很多是民间的艺术形式，如民间故事、鼓词、相声、说书、秧歌短剧等等。这打破了“新文学”以来的文体秩序，即以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为主的文学体裁，是规范何为文学的标准，如果说刘禾在分析现代文学时所说：“民族国家文学不仅为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打上了自己的戳记，而且还渗透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以文类为例，当古典文学作品被划入‘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这些现代西方文学史的范畴时，汉语的写作和阅读实践就已经被‘国有化’和‘现代化’了。”⑦那么，作为文学的方向的“工农兵方向”的创作实践是在力图重新创建一种新的民族国家的文学，用这种新的写作手法不仅去规范古典文学文学作品，而且也规范“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还有处在将来时态的文学。

      上海广益书局于1951年开始出版“工农兵故事丛书”，这套丛书历时三年，编者都为朱泽甫，具体出版情况见文后列表。这套丛书写的都是真人真事，每篇作品的开头都会有作品主人公的照片，然后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最短的篇幅介绍这个英雄人物的事迹，让人在横断面的速写中看到这个人物的精神，如《人民的花木兰郭俊卿的故事》、《战斗英雄王学智的故事》等。编者朱泽甫说“工农兵故事丛书”的编写大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