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出版的发端远远早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在1900年以前，以机械印刷取代手工印刷为标志，中国近代出版业即已进入了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并向着现代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演进。文学传播方式的变化带来了整个文学运行机制的变革，并导致了从作家写作、作品的发表与出版到文学流通和接受等各个流程与环节特定的运行机制的建立。正因为此，有学者提出应以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兴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起始的标志。无论如何，这一事实足以使我们重新审视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以“五四”前后为现代文学的起点，着重考量的是文学内在的蕴含；而以现代出版业的成型为现代文学的起点，则更注重考察文学外在的表现形态。 同时，现代出版在与现代文学产生关系时即形成了鲜明的特点，这就是它对现代作家的职业化、群体性生存以及文学社团的聚散流变，对现代文体格局的形成等诸多方面都有着独特的作用。现代出版兴起以后，对于现代作家的生存状态而言，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刊物兴则群体兴，刊物散则群体散”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青年》兴，则“新青年作家群”生，《新青年》改向，则新文化统一阵线不存。 一、现代出版与现代作家的群体生存 晚清的文学团体不多，但作家们已经开始注意利用文学刊物宣传文学主张；“五四”以后，作家群体组成的文学社团流派蜂起，茅盾在考察20年代初的文坛时曾说：“从民国11年(1922)到14年(1925)，先后成立的文学团体及刊物不下一百余②”。不仅如此，几乎每一个社团都与一种报刊相对应，有的是因为某报刊的需要，有的则是社团主动寻求出版业的支持，最终都以报刊为阵地形成紧密的或松散的作家群体，如郭沫若等人在筹划创造社过程中就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有了刊物才有‘社’，刊物是‘社’的凝聚力之所在，刊物是‘社’的形象体现，刊物是使‘社’立足于文坛的唯一方式，刊物几乎就是社团的一切。”③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群、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之间虽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复杂联系，但都以期刊为纽带，且刊物、出版机构、社团、流派诸多因素常常纠结在一起。从新文学倡导时期的《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到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文学旬刊》(后改名为《文学》、《文学周报》)、《诗》月刊、《晨报副刊》等及其出版的近百种丛书，再到创造社的《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及其出版的十数种丛书，都显示出这样的特点。以刊物为核心阵地的有组织的文学社团，是“五四”时期凝聚文学力量的常见形式。当时，相同或相近的思想倾向和审美趣味，使同人作家们保持着相对稳固的立场，使刊物凝聚成一个坚定的声音，各个杂志的主编或灵魂式人物往往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思想者的身份和地位，并成为刊物巨大的召唤性和凝聚性力量。于是分散在不同角落里不同团体的声音汇成了“众声喧哗”的景象，20年代初中期涌现了“不下一百余”④个文学社团和刊物，它们几乎遍布各大中城市，其中比较活跃的，在上海有民众戏剧社(出版《戏剧》月刊)，弥洒社(出版《弥洒》月刊)，南国社(出版《南国》半月刊)；在杭州有湖畔诗社(出版《湖畔》等诗集和刊物《支那二月》)；在长沙有湖光文学社(出版《湖光》半月刊)；在天津有绿波社(先后出版《诗坛》、《绿波》旬刊和《小说》)；在北京则有语丝社(出版《语丝》周刊)，沉钟社(出版《沉钟》周刊与半月刊)，未名社(先与原狂飙社成员合办《莽原》周刊和半月刊，后独编《未名》半月刊)，新月社(先以《现代评论》、《晨报副刊》为活动阵地，至1926年借《晨报副刊》创办《诗刊》、《剧刊》，后又出版《新月》月刊)等等。尽管这些文学团体和刊物中有不少产生之后不久就消失了，但大多数社团都有着明确的文学主张，并有意识地利用刊物“呼唤同道，造成风气”⑤，或繁盛一时，或坚持甚久，对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性作用，显示着新文学的发展壮大和走向成熟。正如茅盾后来所说：“这几年的杂乱而且也好像有点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那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副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⑥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大群”作家的出现是新文学开创之初即形成的一个重要局面，而这与现代出版的发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现代作家这种集团性的运作方式，又是与当时文坛各方之间尖锐的斗争现状分不开的。“历史上的陈独秀何曾真正‘独秀’？没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兄弟的勉力加盟，同气相求，‘新青年’就不会在社会上产生如此广泛的号召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甚至会在‘四面八方的反对白话声’中黯然败北。文学研究会如果不以旗帜鲜明的社团形象出现，很难想象会在旧文学和市民文学的重重包围中冲杀出来，且冲杀得威风凛凛。相对于敌对的一方文艺家们固然要组成自己的社团采用群体战术克敌制胜，面对同一阵营要想显示自己的独特价值和别致的精神诉求，也必须借助社团的形式，发挥团队优势，才能免于被淹没、被覆盖的遭际。……”⑦这段话切中要害，揭示出了“五四”时期风起云涌的社团现象发生的内部动力和外部压力。显然，作家们已经注意到了群体性力量在斗争中的不同效果，并主张以刊物集合作者群和读者群，有规模地与文艺道路上的各种阻碍性力量抗衡，在这里，文学社团的运作同样可以归结为作家为了生存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种有意识的行动。可以说在现代文学运行机制下，作家的群体性生存不管是否与社团发生直接的联系，都已经成为一种客观的或心理的现实。 随着新文学的逐步发展和成熟，文学社团这种形式开始被更为松散的作家联谊形式所取代，刊物而不是社团更多地成为维系作家群体生存的方式，如成立于20年代初中期的新月社、语丝社、浅草—沉钟社、未名社等，就不像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那样有着较为严密的组织章程和组织机关，新月社原本只是一个作家的俱乐部。虽然松散，但这些作家一般都由共同的刊物维系而成为一个群体，从而印证了现代出版特别是现代报刊对文学社团、作家群体形成所产生的更为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也体现出新文学在发展中进一步走向成熟。 有学者概括出了流派“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文学构成”一般可能具备的五个要素，即“风格要素，师友要素，交往行为要素，同人刊物和报纸专栏要素，社团要素”⑧。对于这五个要素，虽然各流派的情况互有差异，但掌握一定的报刊媒体却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也就是说，有了刊物不一定能形成流派，但流派的发生和发展如果离开了刊物则举步维艰，不论是同人刊物，同人与商业相互依存的刊物，还是纯粹的商业性刊物，编辑的编辑思想和艺术主张都决定着流派发生、发展和嬗变的空间。他们“如果拥有刊物或报纸副刊来联络、培植和发现意气相投的一群作者，沿着大体相近的文学方向和审美情趣进行探索和开拓，那么一个文学流派的发育成形已经是可以指望的事情了”⑨。京派的形成和发生影响，即与沈从文、萧乾编辑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废名、冯至编辑的《骆驼草》，卞之琳、沈从文、李健吾编辑的《水星》以及朱光潜编辑的《文学杂志》等大致一贯的美学主张有深刻的因缘；而从刘呐鸥创办的《无轨列车》半月刊，施蛰存、徐霞村、刘呐鸥、戴望舒创办的《新文艺》月刊，到施蛰存、杜衡等编辑的《现代》杂志，同样可以找到某种30年代现代派萌芽和生长的潜在线索。
